生产队决定从新知青中抽十来个男生去,并让老知青王根生带队。
王根生来自上海虹镇老街,讲义气,动感情,个头不高,但却是摔跤好手。
队里当地青年个头最高的要数张庆民,他不服气,要和王根生比试比试。一上来,他抱起王根生一条腿左甩右甩,王根生就是倒不下去。
王根生见张庆民有点呼哧呼哧了,喊一声“右倒!”大个子果真从右倒了下去,王根生再喊一声“左倒!”大个子又从左边倒了下去,就像个沙袋一样,任由王根生拿捏。
自此,老乡都服了王根生。
我扎坏了脚,休息在家。
刘鹏晖、王云龙、肖明、程小磊等十来个男知青刚下乡一个多月,就外出修战备公路,原来晚上肩挨着肩挤得紧紧的宿舍一下子空荡荡的,我的心里好像也空虚了许多。
闲着无聊,一个人瘸到江边发呆,看见林大宝一趟又一趟地往女知青宿舍的水缸里挑水;而秦慧兰则在江边帮林大宝洗衣服。
他俩都是老知青,我们刚来没几天就发觉俩人同进同出在谈恋爱。
那时候谈恋爱是禁区,可他俩却跨过了禁区,成了知青点的例外。
插队干部老孙对这个禁区盘查得很紧,每天晚上一到9点就背着手电筒到各个宿舍检查,让男女知青各回自己的宿舍,更不许老乡此时还呆在知青点里。他还关照知青点领导班子成员:不准男女知青悄悄谈恋爱。
可是,晚上管得了林大宝和秦慧兰,白天管得住他们吗?人家也就是男女相帮,挑水洗衣,时不时开个小灶弄点好吃的,没什么大错吧?所以,一说起这俩人谈恋爱的事,老孙就摇头:“这俩人,劝也劝不住了,你们不要学样。”
新知青刚来,十六七岁,按说生理上也到了容易情窦初开的年纪,但在什么都讲政治的年代里,年轻人的情感发育好像慢了一拍,仍然像在中学里一样,男女之间不相往来。
不过,看到这一对甜甜蜜蜜,也有羡慕的,私下里会和老实的林大宝开玩笑:“谈朋友惬意伐?”
大宝眯着眼睛只是笑,不回答,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
林大宝乐滋滋地挑着空水桶路过,看见我呆坐在江岸上,问我:“有脏衣服吗?叫她帮你一起洗了。”
我摇摇头。下乡这么长时间来,我都自己打理生活,包括缝补衣服被子,从来没求过人。
我的脚好了,水稻地的活儿也忙完了,妇女老人种的苞米地都出了苗,大地一片生机。
那天的活儿是去给北树林边上的一块苞米地补苗。大伙一边干活一边说着最近黑龙江上发生的事:离我队上游不到八里地的一个生产大队,有两个在黑龙江上打鱼的社员被两艘苏联边防小艇给劫走了。三天后,在我方的交涉下,才被放了回来。其中有一死的,据说苏军当兵的用长杆钩他上艇,被螺旋桨打断了大腿,流血过多。
说得正起劲呢,队长孙洪才骑了自行车到地头,要我和他一起去北树林里掏老哇窝,说抓几个小老哇来,吊在苞米地里,老哇子就不敢来扒拉苞米粒吃了。
爬树,是我喜欢的。北树林的松树,都有20来米高,我三下两下就爬到树梢,就像玩一样。半天,我爬了6棵树,抓了11只小老哇子。
那天晚上的日记,就写下了掏老哇子窝的过程。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别人都睡着后,只有我一人醒着,做两件事:先记日记,再背诗。
已经背了四十多首了,这本手抄的《少儿诗歌300首》,从春秋的《诗经·伐檀》到清末秋瑾的《对酒》,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诗。但毕竟是古代诗词,要读懂也不容易。好在北大荒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社会底层农民的生活,丰富了我对这些诗歌的理解,而豪壮或婉约的诗歌又薰陶了我对人生的理解。
记完日记,十点,时间还不算晚,我翻开手抄本,背王维的《观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睡在我左边的国明还醒着,说自己有些想法,要跟我闲聊。
猛然,睡在我右边的倪智刚一下子掀开被子,翻身从挂在墙上的书包里摸出一把钳子,嘴里气鼓鼓地叫着:“哼!要不把电线掐断,你们是不想睡觉的!”
话音未落,电线已经“咔嚓”一声落下来了。
一片漆黑。
我听到国明那气得呼呼直喘的声音,拍了拍他,让他不要生气,然后轻轻地钻进被窝睡觉。
第二天,我在被窝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电筒。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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