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决定从新知青中抽十来个男生去，并让老知青王根生带队。
王根生来自上海虹镇老街，讲义气，动感情，个头不高，但却是摔跤好手。
队里当地青年个头最高的要数张庆民，他不服气，要和王根生比试比试。一上来，他抱起王根生一条腿左甩右甩，王根生就是倒不下去。
王根生见张庆民有点呼哧呼哧了，喊一声“右倒！”大个子果真从右倒了下去，王根生再喊一声“左倒！”大个子又从左边倒了下去，就像个沙袋一样，任由王根生拿捏。
自此，老乡都服了王根生。
我扎坏了脚，休息在家。
刘鹏晖、王云龙、肖明、程小磊等十来个男知青刚下乡一个多月，就外出修战备公路，原来晚上肩挨着肩挤得紧紧的宿舍一下子空荡荡的，我的心里好像也空虚了许多。
闲着无聊，一个人瘸到江边发呆，看见林大宝一趟又一趟地往女知青宿舍的水缸里挑水；而秦慧兰则在江边帮林大宝洗衣服。
他俩都是老知青，我们刚来没几天就发觉俩人同进同出在谈恋爱。
那时候谈恋爱是禁区，可他俩却跨过了禁区，成了知青点的例外。
插队干部老孙对这个禁区盘查得很紧，每天晚上一到9点就背着手电筒到各个宿舍检查，让男女知青各回自己的宿舍，更不许老乡此时还呆在知青点里。他还关照知青点领导班子成员：不准男女知青悄悄谈恋爱。
可是，晚上管得了林大宝和秦慧兰，白天管得住他们吗？人家也就是男女相帮，挑水洗衣，时不时开个小灶弄点好吃的，没什么大错吧？所以，一说起这俩人谈恋爱的事，老孙就摇头：“这俩人，劝也劝不住了，你们不要学样。”
新知青刚来，十六七岁，按说生理上也到了容易情窦初开的年纪，但在什么都讲政治的年代里，年轻人的情感发育好像慢了一拍，仍然像在中学里一样，男女之间不相往来。
不过，看到这一对甜甜蜜蜜，也有羡慕的，私下里会和老实的林大宝开玩笑：“谈朋友惬意伐？”
大宝眯着眼睛只是笑，不回答，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
林大宝乐滋滋地挑着空水桶路过，看见我呆坐在江岸上，问我：“有脏衣服吗？叫她帮你一起洗了。”
我摇摇头。下乡这么长时间来，我都自己打理生活，包括缝补衣服被子，从来没求过人。
我的脚好了，水稻地的活儿也忙完了，妇女老人种的苞米地都出了苗，大地一片生机。
那天的活儿是去给北树林边上的一块苞米地补苗。大伙一边干活一边说着最近黑龙江上发生的事：离我队上游不到八里地的一个生产大队，有两个在黑龙江上打鱼的社员被两艘苏联边防小艇给劫走了。三天后，在我方的交涉下，才被放了回来。其中有一死的，据说苏军当兵的用长杆钩他上艇，被螺旋桨打断了大腿，流血过多。
说得正起劲呢，队长孙洪才骑了自行车到地头，要我和他一起去北树林里掏老哇窝，说抓几个小老哇来，吊在苞米地里，老哇子就不敢来扒拉苞米粒吃了。
爬树，是我喜欢的。北树林的松树，都有20来米高，我三下两下就爬到树梢，就像玩一样。半天，我爬了6棵树，抓了11只小老哇子。
那天晚上的日记，就写下了掏老哇子窝的过程。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别人都睡着后，只有我一人醒着，做两件事：先记日记，再背诗。
已经背了四十多首了，这本手抄的《少儿诗歌300首》，从春秋的《诗经·伐檀》到清末秋瑾的《对酒》，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诗。但毕竟是古代诗词，要读懂也不容易。好在北大荒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社会底层农民的生活，丰富了我对这些诗歌的理解，而豪壮或婉约的诗歌又薰陶了我对人生的理解。
记完日记，十点，时间还不算晚，我翻开手抄本，背王维的《观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睡在我左边的国明还醒着，说自己有些想法，要跟我闲聊。
猛然，睡在我右边的倪智刚一下子掀开被子，翻身从挂在墙上的书包里摸出一把钳子，嘴里气鼓鼓地叫着：“哼！要不把电线掐断，你们是不想睡觉的！”
话音未落，电线已经“咔嚓”一声落下来了。
一片漆黑。
我听到国明那气得呼呼直喘的声音，拍了拍他，让他不要生气，然后轻轻地钻进被窝睡觉。
第二天，我在被窝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电筒。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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