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书记是本地青年杜义田。
会议主题就是前几天关于本地青年张庆民和曹士英在水稻地里打架的事。
杜义田一上来批评了打人的张庆民。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发言表态。
冷场。队部会议室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互相看不清脸，谁也不愿意开腔。
杜义田点名让我先说。
我也没多想，说了一句：“打人总是不对的。”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骂人也不对。”
杜义田双眼紧盯着我。
我想他可能嫌我说得太简单了。再说些什么呢？我想起那天曹士英说队长脚扎了活该，于是就多说几句吧：“现在队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大家不是互相关心，而是互相发难。比如有人打骂还不会干活的新知青，嘲讽年轻队长孙洪才，甚至新知青下班回来给老乡挑水、晚上组织学习，都会受到白眼。我希望改变这种风气。”
团支部书记听了我的发言后竟然大发雷霆：“让你说稻地打架的事，你怎么岔开了？”
我说：“这都有联系的，大家平时一直很有意见。”
杜义田见我还嘴，更生气：“你们新知青刚来没几天，别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我很纳闷：我捅了谁的马蜂窝呢？
记得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团支部活动就得罪了支书。那天内容是按上级要求，发动团员青年一起修改团章。
团支部书记杜义田把一本旧团章拿出来，一句句地读，读了四五句，问大家：“旧团章中哪些话不好，就改一改，好的就留着，行不行？”
没人搭话，会议闷了。
我鼓足勇气说了一句：“可以先学习一下党章修改的精神，在大的方面看看有什么好修改的。”
团支书听了很不满意，想把我的话引向极端，说：“那你就去修改党章得了！”
第一次参加团的会议，再加上我又不是团员，只是团外青年，可能是我多话了，于是不响。
会议不欢而散。
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不知深浅而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而是你的存在本身就让人不舒服。更何况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就鲁莽和粗心的人。
记得母亲讲过我三岁时的一个故事：在公园里远远地看到一个草地，我兴奋地奔向它，跳了进去。
但我却跌进了一个长满了浮萍的水塘！
“鲁莽和粗心”就此成了我儿时一直被大人唠叨的缺点。
然而，在我依稀的记忆中，那次事故留下的只是它的美：我挂着一身的碧绿，没有一丁点儿灰尘。
在大人的唠叨下，这竟然成了我的性格，便也决定了我的命运。
尽管我现在小心翼翼地不像儿时那样“鲁莽和粗心”，但难以改变的是：我骨子里仍然不会在乎周围的环境，我追求一切顺其自然；我从来也不十分担心上当受骗，我喜欢所有美好的感受。
在我的生活里，似乎一切还刚刚开始，而且也并无目标，性格决定了无论历史或者周围的人和我有过什么误会，有过什么争吵，我就像儿时跳进水塘再爬起来一样，已经记不起一身的泥水了。回头望去，留在我心里的只有很美的、一尘不染的碧绿，还有远离了琐碎和污浊的快乐。
管它得罪谁呢，我无所谓。
邵子昂是上海68届高中生，大我们五岁，早就是团员，他原来在别的地方插队，后来他父亲来到我们生产队当插队干部，他把关系也转过来了。
毕竟他比较成熟，分析说：“事情没那么简单，队里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我们是在公社所在地的古城插队，就拿本地青年来说，有社直干部的子弟；有父辈过去在古城开饭馆、照相馆、做小生意人的子弟。他们岁数大一些，学历也高一些，好多是高中毕业，再加上下乡早一些，经历了文革初期边境上抓“修特”运动，和队里的老农积怨甚多。
他们虽然人不多，能量却很大。
邵子昂说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所批评的现象正是这些人所为，而团支部书记杜义田则是他们一帮的。
反过来，本地青年中纯粹农民家庭出身的，一般都只读到初中就务农了，年纪略小一些，比较实在，不搞帮派，受到老农的支持，年轻的队长孙洪才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邵子昂表示：我们应该支持生产队长开展工作。他还向我透露：上级就要派解放军工作组进生产队，整顿团支部班子；而且，插队干部也正在酝酿建立知青点领导班子。
说实在话，我弄不懂这些复杂的关系，也不愿意参与这些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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