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覆盖着雪,就像白色的大海,波浪相连,秃秃的树梢,如针尖般地扎在白色的波浪之上。
零下30多度,我只穿了三件衣服:汗衫、衬衣、球衣,抡起大斧干得大汗淋漓。
砍完后,我扛着一根根碗口般粗的树杆,扒开灌林,在没膝的雪地中趟开一条路。
没用多少时间,我们就装满了一车,开始往回返。
这时我们才觉得饿,拿出口袋中揣着的大饼子。
由于今天早上是临时通知我和国明上山砍杆的,又是节日,所有的知青都在睡懒觉,连食堂炊事员也没起来。我和国明到食堂找不到新鲜的干粮,只好把四五天前已经蒙上一层灰的大饼子各揣了一个。这些大饼子已经风得干干的,像块石头。
现在,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这些大饼子已经不是石块,而是铁块了。我和国明只能用嘴里的唾沫一点点化开嚥下,一个大饼子,就这样化了半个多小时才吃完。
吃完,国明躺在车上开始自顾自地轻轻地哼起歌。
国明最近一个多月来,老是独自一人轻轻地唱着歌。在水库干活每天睡觉前,他都像精神病一样,坐在被窝里唱,一连唱十来个歌,直到深更半夜。
邵子昂对我说:“女哭男唱是悲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悲愁的样子。
他比我们小一届,当时坚决要求与我们一起来插队。
然而,事不如愿,可以说,八个多月的农村生活那么单调复杂,艰苦的劳动又那么难熬,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当初报名和火车上的热情。
作为新知青的副排长,在青年点班子选举中落选后,他渐渐地被淡忘,被边缘。
尤其是那些曾经鼓励他、为他叫好的老师们,现在也与他断了信。
这一切,都使他心情不佳,闷闷不乐,整天三饱一倒,所有活动都不想参加,只是一个人闷着哼歌。
我小心翼翼地打断国明的哼唱,问:“你有什么心事?”
国明继续唱,像没听见一样。
我有点怀疑和担心他是否会有什么抑郁症之类的,不敢再去打扰他的自我世界。
元旦过后,生产队开始年底分红算账。
那年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有个潜规则:“算盘响,换队长。”从50年代合作社起,队里的一把手年年换,从来没有谁连任过。
这不,工作队又来了,晚上开社员大会,给队长提意见。
平时总不肯出席会议在家睡大觉的国明,也被动员来开会,心里已经不太高兴,听到大家都在提意见,猛然地比任何人都激动地跳了起来,提了很多问题,责问:“县四级干部会开过十几天了,为什么会议精神都不传达?”
有社员在下面反问他:“传达大会那天,你有没有来?”
他那天确实没来。但他假装没听见,比刚刚更为激动地、挥起一只出汗的手,结结巴巴地说:“提什么意见?这种会开得没用,我看散会好!”
这下,社员对着他轰开了。
大家奇怪地问:“他这是怎么了?”
施卫疆、邵子昂和我一起劝国明坐下,让他冷静。
散会后,我们三个一商量,决定明天好好抽时间找国明聊聊。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国明拿着一封信找我们来了。
他说母亲来信,病了,一直没有上班,很想他,要他回去看看。
说到这里,好几个月来只知道闷头哼曲的他,第一次哭了。
这儿不是兵团不是农场,是农村,不靠国家集体发工资,只靠自己挣工分。所以,谁要回家,拦也拦不住的,更不要说母亲病了这样的理由,能不同意他回去吗?
国明哭完回到宿舍,打理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回上海去了。
十天后,我接到了学校工宣队写来的一封信,先说了一下今年70届的分配不再是“一片红”,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再告诉我们,国明可能从他的同学来信中得知了消息,回去找到学校,要求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留在上海。
他真的后悔跟我们“一片红”下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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