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的道路，在渐渐化冻的雪水中变得泥泞不堪，这是东北最脏的季节。
俗话说：“小麦播在冰上”，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开始下地，把麦籽播在浅表已经松散的冻土上。
探亲的知青开始陆续回来。
每当三两结伙的知青回来，都会引起知青点一片惊喜的大呼小叫。
他们从上海带来好多吃的：大白免糖、花生牛轧糖、椰子糖、话梅糖、酱油肉、香肠、肉松、鱼松、麦乳精、炒麦粉、奶粉，还有各种腌制海产品……
有给自己带的，有带给老乡的，还有其他知青家长请他们捎带的……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来了，见到我说：“在上海时，你父亲和我说起你，谈了许多，话语中好像一直在担心你，说你有鲁莽的闯劲、冲动的义气。”
说着说着，老邵用一种很奇怪的口气问我：“你父亲口中的你，怎么和我看到的你，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真的不是一个人了，我的变化是在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一年里发生的。父亲隔离审查结束，到我下乡只不过一年不到的时间，而且他直接去了五七干校，每月顶多回来两三天，还没来得及发现我的这种巨大变化。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发生了性格上的巨变。
我淡淡一笑，对老邵说：“这说明本性是不难移的。”
老邵不解地，但是和蔼地看着我笑了。
施卫疆走后，我要上县城把他今年预先扣下的口粮卖掉，然后把卖粮的钱和粮票都给施卫疆。
早上，我坐马车，花了五个多小时，行60多里，来到了县城。
卖好粮，先去施卫疆那里把钱和粮票结了，然后他陪我上街采购：昊宇的小提琴弦、云龙的棉胶鞋、肖明的锁和钥圈小刀、知青点炮仗炉的水龙头橡皮垫……
从这个商店到那个商店，眼里所见的是花花绿绿的柜台，耳里钻进的是喧闹的喊叫声，鼻子里总是有一股闷在箱子里的那种味道，我感到头晕了。
下乡十个多月，还是第一次用这么长的时间泡在商店里。
我像傻子一样跟在施卫疆后面，完成了各种代购任务，背着鼓鼓的书包，终于逃出商店，走在灿烂的阳光下和清新的空气里。
不想再耽误施卫疆的工作，我说自己一个人去逛逛，来到了县城的客运站。
客运站里人不多，我在候车的椅子上睡了一觉，直到别人把我叫醒：“你去哪儿？”我才舒服地伸了伸走酸了的腿，说了句“我哪儿也不去”把那人支走了。
出客运站，我向黑龙江边的那条路走去。县城不大，三四万人，横竖加起来也不过七八条大马路。江边这条路最有特色，街两边保留着很多俄罗斯的木刻楞房。
我来到江边，只见我方江堤上有一块大石碑，刻着毛主席手写体：“小小环球，有几只蝇碰壁，嗡嗡叫……”正对着老毛子。
对岸毛毛子那儿，一座座厂房吐着黑烟，被北风吹得直往地上降，一排排高大欧式的房子躲在江边岗楼的后面。
冰封的江面上，有一条临时的车道在冰上直通江心。四辆马车正向江心走去，十几个人在江心不知忙乎着什么。
江堤上，三个老汉津津有味地说着话。
一个用手指着对岸一片黄颜色的房子说：“那点房子还是我们中国造的呢。”
“哪儿……？”
“靠近树林那儿。”他仔细地告诉了那位发问的老汉后，又说：“那大架子还是中国的呢！以前在卡伦山那儿的。”
我吃惊地看看那大架子，有两个上海国际饭店那么高，是苏联的电视广播发射塔。
“他们在江心干啥呢？”我终于等到他们停下对话，问了他们一句。
老汉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反问：“你问什么？”
我用手指了指江心的人。
老汉回答：“喔，他们是在淘金，黑龙江里有金子呀。”
这时，江对岸高音喇叭里传来唔哩嘛哩的声音，是一个男声在唱歌；突然，又变成了一个女声的尖调。
三个老汉听到对岸的喇叭声，觉得太吵，转过身走了。
“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江对岸的屯子总要归还中国的。”我听见其中一个老汉边走边向另两个这样说。
江堤上，留下了我一个。
我仔细看对岸，有人在江边走动，还有大卡车来来往往。
我脑子里响起了一首歌：“……同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尽管这歌唱的是中国南疆，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但北疆两国友好时，这情这景不也差不多吗？
唉，原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成了这样，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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