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早已经把家里的自留地种好了,想想再在家里待着也太不像话,前两天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地随着知青到水稻地干活。
几十个知青已经连续在水稻地奋战半个月。今天一大早,没有人请假,他们赶着马车,顶风冒雨,又去西边的水稻地。
远处雨茫茫,山那边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模糊稀烂的马道上,又压了一道新的车轮印;雨水把知青的绿棉袄染成了深色,涂上了光泽;风中回荡着知青响亮的歌声。
马车上,三个戴着富农帽子的老乡表情松弛,他们很老,五六十岁,其中有一个已经七十岁了。十天下来,他们虽然像平时一样不说话,但他们看知青的眼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当知青在上工路上唱起歌时,竟可以看到他们浅浅的微笑。
是因为水稻播种的完成?是因为明天可以歇口气?还是因为被年轻人的精气神感染了?人的感情真的很复杂,包括他们。
老天爷像发疯一样,雨拼命地下个不停,知青在去的路上都变成了落汤鸡。
马儿也一点不听话,它们也干累了,犟着脖子,瞪着眼睛,有知青气得找了根大棒子威胁它们。
我使唤的那匹马叫“三条腿”,平时就倔,今天更不听话,马鬃都竖了起来,好几次看到前面有高出水面的土包,就把头一拐避开,冲进别的池子。
拽缰绳的手都肿了,但我不想打它,它毕竟也是一条命,在这半个月中和我们一起出了大力。
东北的早春,只要一下雨,就全然没了艳阳高照时的暖意,冷嗖嗖的。
雨水顺着我的两颊,沿着脖子,淌进了衣领,渗透到腰际。棉袄早就湿透,像负着一大袋沙包那么沉。
我看到一块露出水面的土包,想把“三条腿”赶向那儿,但“三条腿”尖得厉害,偏不朝那儿去,倔着脑袋,向相反的地方走。
我使尽全身力量也拉不动缰绳,“扑通”一声,我摔倒在水里。反正全身早湿透了,没啥,可是从袖口里又灌进一把一把的泥浆,粘叽叽的。
略微一站,我全身便在风雨中颤抖起来,像在水里捞出来般的湿衣紧绷在身上,简直一动都不想动了。
稻田的活,是十分讲究顺序的,抹稻埂在先,依次为拉水耙、拉水滚、背稻籽、撒稻籽。
现在,拉水耙的追上了抹稻埂的,有知青看到撂挑子的王队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水稻地,站在池水里抹稻埂。
知青大叫:“缴枪不杀!”
他望着知青,禁不住用手擦拭着泪水,也叫了起来:“缴枪可以,投降不行!”
然后又对我叫:“你带他们干吧,要多说点话,掌握一点时间,让大家爱护马!”
水稻播种的最后一天,他开始行使队长的权力了。
最后一个稻池撒好了种籽,下班了。
我想走回去,动一动还能暖和些。否则的话,坐在马车上,更会冷得要命。
但看见等着坐马车回去的都是女知青,没人赶车,我只好套起马赶车回家。
一路上,我浑身颤抖,牙齿格格地打架。六七里地,到了知青点,等女知青都下车后,我又一人把车赶到队部卸车。
车到了,身子竟然不听大脑使唤,我想跳下车,但动不了,呆呆地望着向我跑来的牛大爷。
他心疼地扶我下车,我的脚一沾地立即像万根针刺一般,一阵痛麻,好半天,才缓过来。
牛大爷催我回家,我没理他,因为冷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赶进度,这些天人和马都使出了最大的力气。那匹叫被吴茂财使役的“二性子”马,就因为倔犟,在昨天的水稻地里累死了。
想起它,不由心里一阵难过,也为我使役的“三条腿”还活着而暗暗庆幸。
我挪着沉重的双腿,帮马儿“三条腿”擦掉身上的泥巴,看到它颤抖的腿部肌肉,我的心早软了下来,打了一桶井水给它喝。
在队部缓过气来,我才慢慢地在昏暗的暮色中回到知青点。
知青点里,早已香气满院,笑声满堂。原来,知青食堂为了庆祝水稻地胜利完工,特地做了大米饭、红烧肉。
晚上,高朗吹起了口琴,昊宇拉起了小提琴。
全体知青,第一次将自己的欢乐与劳动成果如此紧密地揉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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