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早已经把家里的自留地种好了，想想再在家里待着也太不像话，前两天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地随着知青到水稻地干活。
几十个知青已经连续在水稻地奋战半个月。今天一大早，没有人请假，他们赶着马车，顶风冒雨，又去西边的水稻地。
远处雨茫茫，山那边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模糊稀烂的马道上，又压了一道新的车轮印；雨水把知青的绿棉袄染成了深色，涂上了光泽；风中回荡着知青响亮的歌声。
马车上，三个戴着富农帽子的老乡表情松弛，他们很老，五六十岁，其中有一个已经七十岁了。十天下来，他们虽然像平时一样不说话，但他们看知青的眼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当知青在上工路上唱起歌时，竟可以看到他们浅浅的微笑。
是因为水稻播种的完成？是因为明天可以歇口气？还是因为被年轻人的精气神感染了？人的感情真的很复杂，包括他们。
老天爷像发疯一样，雨拼命地下个不停，知青在去的路上都变成了落汤鸡。
马儿也一点不听话，它们也干累了，犟着脖子，瞪着眼睛，有知青气得找了根大棒子威胁它们。
我使唤的那匹马叫“三条腿”，平时就倔，今天更不听话，马鬃都竖了起来，好几次看到前面有高出水面的土包，就把头一拐避开，冲进别的池子。
拽缰绳的手都肿了，但我不想打它，它毕竟也是一条命，在这半个月中和我们一起出了大力。
东北的早春，只要一下雨，就全然没了艳阳高照时的暖意，冷嗖嗖的。
雨水顺着我的两颊，沿着脖子，淌进了衣领，渗透到腰际。棉袄早就湿透，像负着一大袋沙包那么沉。
我看到一块露出水面的土包，想把“三条腿”赶向那儿，但“三条腿”尖得厉害，偏不朝那儿去，倔着脑袋，向相反的地方走。
我使尽全身力量也拉不动缰绳，“扑通”一声，我摔倒在水里。反正全身早湿透了，没啥，可是从袖口里又灌进一把一把的泥浆，粘叽叽的。
略微一站，我全身便在风雨中颤抖起来，像在水里捞出来般的湿衣紧绷在身上，简直一动都不想动了。
稻田的活，是十分讲究顺序的，抹稻埂在先，依次为拉水耙、拉水滚、背稻籽、撒稻籽。
现在，拉水耙的追上了抹稻埂的，有知青看到撂挑子的王队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水稻地，站在池水里抹稻埂。
知青大叫：“缴枪不杀！”
他望着知青，禁不住用手擦拭着泪水，也叫了起来：“缴枪可以，投降不行！”
然后又对我叫：“你带他们干吧，要多说点话，掌握一点时间，让大家爱护马！”
水稻播种的最后一天，他开始行使队长的权力了。
最后一个稻池撒好了种籽，下班了。
我想走回去，动一动还能暖和些。否则的话，坐在马车上，更会冷得要命。
但看见等着坐马车回去的都是女知青，没人赶车，我只好套起马赶车回家。
一路上，我浑身颤抖，牙齿格格地打架。六七里地，到了知青点，等女知青都下车后，我又一人把车赶到队部卸车。
车到了，身子竟然不听大脑使唤，我想跳下车，但动不了，呆呆地望着向我跑来的牛大爷。
他心疼地扶我下车，我的脚一沾地立即像万根针刺一般，一阵痛麻，好半天，才缓过来。
牛大爷催我回家，我没理他，因为冷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赶进度，这些天人和马都使出了最大的力气。那匹叫被吴茂财使役的“二性子”马，就因为倔犟，在昨天的水稻地里累死了。
想起它，不由心里一阵难过，也为我使役的“三条腿”还活着而暗暗庆幸。
我挪着沉重的双腿，帮马儿“三条腿”擦掉身上的泥巴，看到它颤抖的腿部肌肉，我的心早软了下来，打了一桶井水给它喝。
在队部缓过气来，我才慢慢地在昏暗的暮色中回到知青点。
知青点里，早已香气满院，笑声满堂。原来，知青食堂为了庆祝水稻地胜利完工，特地做了大米饭、红烧肉。
晚上，高朗吹起了口琴，昊宇拉起了小提琴。
全体知青，第一次将自己的欢乐与劳动成果如此紧密地揉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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