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德也去县城办病退证明了。他的胃老是疼。据他讲，是在监狱里留下的病根子。
这天，他从县城回来，一见到我就笑嘻嘻地说：“县知青办很帮忙，我的病退证明开出来了。他们对我印象很好，都说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我笑了：“他们说你‘浪子’，你也高兴呀？”
汪永德可能没听懂我说的意思，自顾自地说：“这与你平时同他们谈我的事有关，要不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呢？”
我确实帮过他。
汪永德因盗窃宋集屯供销社，被判了两年刑；刑满释放回生产队后，又被怀疑企图偷知青点的油。我没去追究，反而让他去带工干活。他倒也争气，带工带得不错。等手扶拖拉机来了后，我又让他跟着蔡景行学开拖拉机。自此，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一个因为别人称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就会如此兴奋的人，说明已经生活在新的精神状态下，毫不忌讳自己的过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应该谢谢他的变化，让我得到了深刻的感悟：无论在哪里做工作，都不要歧视和排斥所谓的“落后”层，不要热衷和局囿在所谓的“进步”圈，要看到，每一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而作为头头来说，最闪光的地方就是能把阴暗的角落照亮。
我打断汪永德的话，问他：“什么时候走？手扶拖拉机交给谁了？”
他说：“顶多两三天，打理好行李就走。手扶现在给祁家老三了。”
生产队的事，我现在已经完全交给了老吴。我不清楚这些日子来有些什么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越来越多的知青要离开生产队回上海搞病退，撂下了团支部、科研、机械……一大堆的事儿，老乡是不高兴的。
知青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在农村熬了八九年，终于好拿着病退证明回上海了，大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味道，个个“漫卷‘铺盖’喜欲狂！”
那些日子，往往第二天早上分工时，一看少了谁谁谁，不用问，准是搞病退走了。连去年刚被招工到西岗子机械厂的知青“凤凰阿哥”也把关系从厂里转回生产队，露了一下脸，哧溜一下，病退回上海了。
这让老乡多少有点伤感，他们不再像以前对知青上学、招工、转点的都依依不舍进行欢送，而是冷眼旁观知青的离开，不作任何表示。
当然，也有相当稳健按兵不动的知青。
国明就不着急走，他沉浸在与黑河女知青吴映雪的热恋中。
吴映雪是国明在电磨房干活的搭档，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时间一长，俩人谈起恋爱，白班黑班就干到一块去了。
令国明感到左右为难的是，他们俩刚谈到热乎的时候，上海知青却开始搞病退了。眼看昔日的战友纷纷离去，国明终于沉不住气。
这天晚上，国明到我宿舍，支支吾吾了好半天，话到口却没说出来。
我因为要准备马上开始的初考，没时间跟他绕弯子，直接问他：“你下乡第二年就想回上海，这次大家都要回上海搞病退，你怎么倒按兵不动了？”
他说：“正因为那次回去呆了一年也没结果，所以这次不敢贸然行动。你看回去搞病退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成功的。”
我说：“办病退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最早回去的也不过一个来月，没那么快的。但可以肯定，这次病退不是空穴来风。你的问题不在担心病退是否会成功，而是和吴映雪谈恋爱拖住了你。”
他被我点到了位，也就不藏藏匿匿的了：“昊宇不是也在谈恋爱吗？”
我知道昊宇在与当地姑娘晶晶谈恋爱，但人与人不一样，昊宇是下了决心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的人，这对他谈恋爱来说，倒也不是坏事。国明却优柔寡断，在人生的转折点容易无规则地多变。
于是我问国明：“你想好了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会和吴映雪结婚成家？”
国明犹豫地说：“我家里条件那么困难，即使能办成病退回上海，也没有办法在上海成家的。”
我再问：“那你准备留下来与吴映雪结婚吗？”
国明说：“能回上海我还是要回上海的。”
我说：“那我告诉你：你们成不了，别害人家姑娘。你要把自己的想法果断地告诉吴雪映，听听她什么意见。”
前些天，隔壁生产队就发生一件大事：一个男知青回上海搞病退，临走前没把话与搞对象的当地女青年说明白。结果女青年追到上海，被男知青拒绝后喝鼠药自杀，好不容易才被救了回来。
国明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吞吞吐吐地说：“我怎么去对她说呢？这种事情，弄不好要……”
我明白了，对国明说：“我来找吴映雪谈谈看吧。”
第二天，我先试探着问吴映雪：“假如国明可以搞病退回上海，你会怎么想？”
吴映雪听到这个话题，有点紧张，但还是说了句：“为了他好，我不会拖后腿的。”
我接着问：“假如他回上海，而你不能去上海，你会同意两地分居吗？”
吴映雪迷茫地摇摇头说：“两地相隔六千多里，不现实。”
我说：“那我就劝劝你，你们俩分手吧。”
吴映雪红了眼眶，低声问：“我考虑过分手的事，但他可以直接和我说的呀。”
我没想到，吴映雪如此通情达理；国明却如此懦弱胆怯。
在我所有与别人的谈话中，这次谈话是最让我内疚的。我不知道这样劝人分手是好还是不好，只是突然发觉自己原来那么世俗，为世俗的人做了一件很世俗而且很多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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