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8日，我打起铺盖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疆转点回南方老家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根生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雁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根生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起来呢？”
王根生被呛得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雁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自从那年知青拿下稻田后，这些年逐步挑起了生产的大梁，在今年队长选举时，王根生又被选上了队长，这生产队就由知青当家了。不过，上海插队干部老孙调回上海后，王根生没人指导，暴露了一些弱点，威信骤降。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像当年插队干部问我一样，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就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之间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小岚。
程小岚也是新知青，下乡时带着才十五岁的弟弟程小磊。在我们知青点像这样姐弟或兄妹一起下乡的有三对。8月份程小岚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小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雁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雁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面对现实，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他们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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