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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103、转点争论【边境插队手记】  

2013-06-12 19:34:21|  分类: 插队手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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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08日,我打起铺盖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疆转点回南方老家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根生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雁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根生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起来呢?”

王根生被呛得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雁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自从那年知青拿下稻田后,这些年逐步挑起了生产的大梁,在今年队长选举时,王根生又被选上了队长,这生产队就由知青当家了。不过,上海插队干部老孙调回上海后,王根生没人指导,暴露了一些弱点,威信骤降。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像当年插队干部问我一样,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就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之间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小岚。

程小岚也是新知青,下乡时带着才十五岁的弟弟程小磊。在我们知青点像这样姐弟或兄妹一起下乡的有三对。8月份程小岚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小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雁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雁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面对现实,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他们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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