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封地后，老乡像往年一样，挨家挨户开始轮番杀年猪。
东北的习惯，杀猪那天，把猪下水和猪头什么的全吃了，剩下的好肉就挂在偏房里冻上，留着过年。
不管谁家杀年猪都会请几个要好的知青去。从东家吃到西家，四十多户吃下来，也就快到过年了。
吃杀猪菜，酒当然是不可少的。
那天二胖家杀年猪，晚上吃杀猪菜时，当地青年小牛的座位在大水缸边，他起了坏心，舀了一茶缸井水与我碰杯。
那时没有酒杯，使的是喝茶的搪瓷水杯，少说也有三两酒。
我一口喝完。
奇怪的是平时不爱喝酒的那小子竟然也爽快地一口干了。
有人提醒我：小牛刚才喝的是一茶缸井水。
我来火了，我并不担心自己的酒量。生下来就有10磅半重的我，父亲一直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个武人，两三岁时，他就用筷子蘸酒给我舔。大了后，父亲只要一喝酒，总要叫我上桌来两盅。酒量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我站起来，拿过酒瓶，给自己和小牛各倒了满满一茶缸，说：“刚才审查不严，算我倒霉，再满上，一人一杯。”
说完，我又仰头喝下。
小牛一看，脸上现出尴尬，但在众人目光之下，他理亏在先，什么也不用说了，只好紧蹙双眉，呲牙咧嘴地把那一茶缸酒喝了。
回去的路上，小牛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就走沟里去了，一路上嘴上喷着胃里没消化的玩意，吐了自己一身。
我倒是酒足饭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小牛。
进了他家院子，我就叫：“出工啦！出工啦！”
他爸牛大爷说：“出什么工呀？趴炕上了，一宿没动！”
直到第三天，才看见小牛出来干活，一见面就说：“哎呀，那晚你可把我整惨了。”
这小子从此见到我再也不敢提喝酒的事。
在东北，喝趴下是男人，喝了不趴下更是男人，但要是装熊不喝，那以后就别在台面上说话了，因为没人会把这种人当个男人看。
大队书记郭木森平时有十分良好的作风，有空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然后会利用休息时间到各个地头溜达，看看庄稼的长势、秋收的进度。
只是平时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因为害怕他拽着你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一讲就好长时间，特别枯燥难受。
这不，他又来刨泡子泥现场了。
那天，大伙儿正在衙门沟顶着西北风刨泡子泥，本来还闹腾的劳动工地，一见到他，以为他又要来说些什么大道理，一下子安静下来。
没想到今天他偏偏什么也没说，拿着铁锹一边帮我干活，一边悄悄地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公社社直单位最近不断向大队要人，而且是指名道姓地要，要的都是社直单位干部的子女。老郭觉得应该让社员推荐，不能上面要谁就给谁。结果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
老郭一气之下，说自己不想管这些事了。
我听了无言以对。这年头，社会风气就这样了。不认真，自己良心过不去；认真了，别人跟你过不去。总之是过不去。
不怕别人跟自己过不去，那就顶着；怕呢，就脱离官场，省得同流合污。
但我不敢这么对老郭说，他什么都认真，一旦面子上下不来，反过来又要给我讲大道理。
老郭见我不吱声，问我想什么呢？
我确实在想前些日子打场送粮的一件事：
有一个县里来运粮的司机想到生产队划拉一些草籽。他对老吴队长说：到粮库抛秤时，他就坐在车上不下来；而抛皮时，他就下车。这样，我们交的粮不是就多了他这个100多斤的人了吗？
几个老娘们一听，嘻嘻哈哈地说这个司机挺够意思。
贾大爷站出来说话了：“你这是对付国家呀。哼！还穿一身黄军装呢！”
一下子把那司机弄得一脸臊。
面对老郭的问，我冒出了一句：“现在，也只有几个老农还比较认死理也敢讲话了。”
老郭听了摸不着头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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