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有五辆牛车，与胶轮的大马车不同，那轮子是铁条箍的木轮，老乡称之为花轱辘车，用牛拉的，你说能快吗？
所以，赶花轱辘车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头，是生产队里的二线活。
平时这些赶牛车的老头由贫协主任刘承新带着，倒也不用我担心。
可是有社员反映，赶牛车的一天要挣一个半工，15分，比上大田干活的青壮年还多，这不合理。
开队委会时，我把问题在会上摆了出来。
贫协主任刘承新马上追问：“提意见的都是谁？”
我避开是谁这个问题，说：“不管是谁，我们就事论事。赶牛车的要比下大田的壮劳力多半天工分，会不会影响一线生产的积极性？”
队委会其他成员碍着贫协主任的面，沉默。
老吴打圆场：“那就13分吧。”
我说：“还是多了一些。”
刘承新看着我说：“多什么？我们要比大田的人晚下班一个小时呢！”
几个知青队委忍不住了，笑着说：“那是牛车走得太慢，就算晚一个小时，12分也到顶了。”
刘承新不高兴了，把手一挥说：“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说：“这样吧，晚上正好要开社员评工分会，就放到社员会上讨论，由大伙一起来决定吧。”
晚上，社员一听说讨论牛车工分，几乎异口同声喊：“10分！”
现在已经进入春忙，在大田干卯子工的最高分是12分，二线活给10分是正常的。
我问几个赶牛车的老头同不同意？他们支支吾吾地说：“大伙说了算。”
刘承新显然不满意，脸都挂了下来，但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抽着自己卷的大喇叭烟，什么也不说。
接下来进入每季度一次的工分评比。
评工分是最令人挠头的事，本来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评不好就会结下梁子，见了面像仇人一样。
现在是四月份，评的是一季度的工分，整个评比很不顺利，一直评到半夜。
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身强体壮的王加顺和吕永田两个人有意见，他们一冬天大部分时间没出来干活，就像小丫说的，是“在家里猫冬的大老爷们”。见自己被评了二等工，他们面子上下不来，不服气地争起来。
见他们争了好半天，知青陈国明和王晓雁站起来说，自己被评上一等工太高了，主动提出降为二等。
这一下会场鸦雀无声。
国明自从上海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大田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打场时经常加班加点，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所以被评上了一等工。
王晓雁是女知青，负责科研，但一冬天都在一线刨粪没歇过一天，备耕时又起早贪黑测量土质，再根据种粮品种，制作了不同地块的施肥表格，使今年购买化肥针对性强，生产队资金用在了刀口上，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在队里是少有的几个被破例评上一等工的女知青。
大家没同意他们自愿降等的请求，而是拿这两人干的活与争工分的人比了起来。那两个大男人自觉没趣，坐在那里再也不发一声。
本来，生产队一把手这活就不太好干，现在，为评工分的事，我又把自己顶在了风口浪尖。当然，我并不害怕，无论我得罪了什么人，只要我自身过硬就行。
我提醒自己将来不要因为开会多了，处理事务多了，第一线劳动就少了，与社员接触也少了。
第一线劳动少了，以后就干不动了。一上大田就老拉在社员后面，社员会看不起你，你想要让社员干活，社员就会拿白眼看你。
与社员接触少了，就会无形造成一堵墙，隔着墙，你听不见看不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走不动路拉不开架子，最后要么堕入到命令主义，要么堕入到优柔寡断，没有人会帮你。
对知青当队长的我来说，本身还有一个先天弱点：缺少农业技术，缺少生产经验，如果再“两多两少”，那就更没有后劲。
我不想到年底又成为一个被换下的队长，我希望从我开始，这个生产队能有一个连任下去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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