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按惯例，队里要分猪崽。
今年生产队养了五头老母猪，一冬天下了六十多口猪崽。一大早，我与老吴正在队部屋里商量怎么分猪崽的事，在外面的社员等不及了，大声喧哗起来。
我出屋对大家说：“开会吧，宣布几条规则。”
王加顺挺有主张地说：“开什么会，抓就得了！”说罢他带头跨进猪圈，其他人也一哄而入。
只听一片猪嚎，王加顺已经美滋滋地拎着个肥猪崽的腿从猪圈出来了，还有人正睁大眼猫着腰在猪圈里四处乱摸，专找身材长个头大的。
我喝道：“放下！一只也不准抓！”
王加顺把猪崽腿攥在手里，冷眼看着我，舍不得放下。小猪崽在他手中乱蹬乱踢，甩出的粪便溅到了他的衣襟和脸上，弄得像个鬼一样。
我忍不住骂道：“你一冬天干活不出力，分猪崽倒来劲啦！大伙看看，这家伙像不像土匪强盗？”
大家哈哈大笑，猫在猪圈里的人在笑声中也不好意思地又钻了出来。
王加顺在大家的嘻笑中讪讪地把猪崽放回了猪圈。
老吴从屋里出来，一声不吭。分猪崽他也有份，所以想避嫌。
我是知青，知青点不参与分猪崽，与社员没有利益之争，没人能说我什么。
我说：“宣布一个规则，每个猪崽都会贴上号码，大家抓阄，抓着哪个就是哪个。这世界上，有时候没什么理由好说，抓阄就是最公平的。”
抓阄的事，由老吴队长和昊宇负责，完事后到会计刘鹏晖那儿报个账就行了，我去县里开春耕现场会。
县里的春耕现场会开了两天。会刚散，我正想回生产队，县知青办找到我，通知我去省里开一个知青座谈会。我不想去，找了个理由：春耕现场会上，公社又多给我们生产队2000斤稻籽，水稻面积要扩大，涉及到地块调整，这一点都不能耽误。
地区知青办得知后，决定当晚用小车把我送回去安排生产，第二天一早再来车，直接把我从生产队送到北安，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我想了想，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了，只好答应。
晚上回队后，我先问了水稻技术员刘鹏晖关于扩大种植面积有哪些难题；又问搞科研的王晓雁，哪些地的土质适合扩种水田；然后上老吴家商量地块调整和人力马匹的安排，决定明天一早开队委会落实；最后又去马厩看了看马，同饲养员聊了一会可使用的马匹情况。
回到宿舍躺下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下乡五年多，只有探亲时路过省城哈尔滨，从来没出火车站到市里逛过。但这次我并不是因为可以进省城而睡不着，我是想起了一位知青战友：邵子昂。
他去哈尔滨读大学已经是第三年，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今天夏天就应该毕业了，我想去看看他。
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晚上，我联系了邵子昂。
邵子昂得知第二天下午我有一个会议的空闲时间，他也正好没课，就来到我住的北方大厦。
邵子昂还是那样子，见我就问：“爱辉现在好吗？黑龙江淌冰排了吧？”
我说：“黑龙江淌冰排要到四月底五月初，我们队的小麦已经播完了。”
邵子昂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主席最近有这样一首诗：‘父母忠诚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谁守？虽未死，鬓已秋，身躯倦，你我儿女，忍将夙愿付东流？’”
吟罢，邵子昂感慨万分。
他到底要比我大五岁，对政治很敏感也很关心。
我却似乎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有春耕、粮食、种子、化肥，还有知青点的伙食……我想起前些日子和云龙谈起主席那句“地球在害病”的感叹，认定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已与我渐行渐远，我只想努力做一些平凡实在的事。
所以我不以为然地对邵子昂说：“那诗中的‘你我儿女’可能并不包括你我这样的知青吧？主要还是指开国元勋的下一代。”
邵子昂很认真，他说：“应该是泛指年轻一代，是指共和国的同龄人，怎么能不包括我们呢？”
我不再作评论，但告诉他一件事：“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却很有想法，他琢磨了很久，写了一篇《中国当代各阶级分析》的长文，寄给高层领导机关。结果，他被隔离审查了。”
邵子昂听后，良久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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