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最累的活开始了。
今天稻埂已经叠完，开始拉水耙，撒籽播种。
晚上下工回来，我们穿的破棉袄上面滚满了泥浆；腰里扎着铁丝，脚上穿着高到大腿的水靴，背着干粮袋，一脸尘土。
我有点上火，喉咙哑了，眼睛也发炎，白天在稻地水池的阳光反射下，两眼疼痛。
但这都已经不重要，让我感到揪心的是一件怪事：泡在水渠里四千多斤稻籽，其中有一千斤左右竟然掺进了小麦！
今天早上，背稻籽的肖明打开草包一看，傻眼了，马上跑来报告我。
社员开始议论纷纷，选稻籽装草包的活是保管员李胜俊负责的，是他故意？还是疏忽？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我没有声张，只是把干农活经验老道的富农老曾头找来，问他：“这稻籽你能不能撒？”
他用手在草包里扒拉了几下，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小麦吧，只要手里掌握好，没问题。”
我说：“那好，这一千斤稻种由你来撒。”
下工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没有回知青点，而是跟马车直接到了队里，追查这一千斤稻种的装包过程。
李胜俊有点紧张，支支吾吾地说：“那天二线妇女选籽干得很晚，天已经黑了，在装草包时不小心把两袋麦播后余下的小麦籽也掺了进去。”
他打开仓库，指着堆放小麦籽的地方说：“我也是第二天早上才发觉少了两袋小麦，可又没想到会掺进稻籽里。”
晚上，队委会开会，研究处理稻籽掺进小麦的事。
我问：“出现这样的事故，按惯例应该怎么处理？”
贫协主任刘承新兼治安工作，他说：“要报上级公社，由他们来调查。”
我再问：“如果查出来是装包时工作失误，结果会怎么样？”
他说：“这就不好说了，要查清楚是不是有人破坏春耕生产，现在晚上看场院……”他看了我一眼，不说了。
我说：“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已经调查清楚，跟晚上喂马人毫无关系。是夜里装包看不清，把余下的三百多斤小麦籽混进去了。这件事由我向公社汇报吧，大家不要传七传八的，集中精力搞好水稻播种生产。”
事情并没有像刘承新讲得那么紧张。公社在听了我的调查汇报后，觉得涉及到的只是二三百斤小麦，而且我对事情的调查已经很清楚，就没有再派调查组，但嘱咐我要严格把好春耕各个关口，不要再出任何差池。
从公社回来，已经很晚，我敲开了李胜俊家的门。
他打招呼时，声音有点颤抖。
我笑了，轻松地对他说：“为了稻籽的事，我忙到现在连饭也没吃，给我倒杯水吧。”
他拿了两只馒头，还倒了一杯糖水，问我：“要不要些咸菜？”
我说:”不要，这就够好的了。”
我向他通报了公社的嘱咐，还跟他一起商量了在仓库保管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临出门时，李胜俊脸上的紧张已经松弛，他一直把我送到院子的栅栏门前才返回，喃喃自语地说：“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第二天，继续召开队委会，主要是梳理能上稻地干活的劳力，同时安排好二三线大田备耕的生产。会议最后，我把稻籽一事的调查和公社对此事的要求也进行了沟通，并在会上提出生产队的团结问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说是社员的团结，点明了就是指昨天稻籽事件中，有人动不动就习惯于无端的猜疑，弄得人人防备，气氛紧张。
但好多人并没理解我的意思，按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路，讨论起“团结和依靠谁”的问题来。
有两种意见：
一、认为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另外也要团结整个生产队95%的社员一起干。
二、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这些人已经不再盛气凌人，成家过日子了，但是不能团结的。
两种意见进行了争论：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能狭隘，要考虑大局，从自己是干部这一点出发，“小鸡肚肠”是不行的。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要怕那些人，不要迷迷糊糊睡大觉。
只有李胜俊，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大家说：“初一那天，队长在我家说的‘人定胜天’那个意思，现在想想，有道理呀。”
我想了想，有些话不便说透，于是对大家说：“我只是顺便听听大家意见，大家各自发表意见，不争论不结论，我们一起慢慢思考。目前的关键是搞好团结抓好春耕，不要无事生非，把大家心弄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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