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农林办的孔主任和张宝民没有食言。
去年底曾答应拨一台沈阳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给我们生产队，今年9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指标下来了，让我们去北安付款提车。
队委专门开会讨论谁来开手扶拖拉机。
我在会上向大家推荐了人选：蔡景行。早在去年底，蔡景行听说地区要拨给队里一台手扶拖拉机，就跟我说，一旦手扶拖拉机来了，他就申请从机耕队调回来。当年是我推荐他去机耕队的，如今也算是机耕队为我们培养了一名拖拉机手。
我还提名了手扶驾驶副手：汪永德。被判过两年刑的汪永德年初“偷油未遂”后，鬼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光没有追究他，反而让他去粮库工地带工干活。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自此他变了一个人，壮实的身板像是有使不完的劲，一直成为大田干活的带工人。大半年下来，大家对他赞誉有加，都说他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对这两个人选，队委会一致通过。
蔡景行在机耕队干活是没的说的，但平时爱提个意见什么的，领导不怎么喜欢他。既然生产队要人，也就同意把他放回来。反正各生产队有的是想去的，机耕队不差人。
不过，对蔡景行从机耕队再回生产队这事，总有人觉得反常，于是传来了许多猜测：有说我不顾大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又有说我和蔡景行私交好，让蔡景行回生产队是想以后有机会把他送到上海上大学，就像当年不让王根生去机耕队一样。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爱搞阴谋的人总觉得周边处处有陷阱；喜欢对抗的人老觉得身边处处是对手；猜别人是怎么样的人，往往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我知道，蔡景行是个喜欢搞革新的人，可他在机耕队总是碰壁，越干越没劲；而他也知道，我会支持革新，别看小小手扶拖拉机，也许能干出大事情。当然，我相信还有一条，就是他作为知青，也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支持我这个当队长的知青。
要讲私交，我想说明一下：由于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剧增，政府对我们这代人采取的做法往往是一刀切，无论什么事都是统一就近安排。这样，我们好多知青都是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再一起插队的。甚至我们的弟妹也互相是同学，连父母互相都很熟悉，蔡景行只不过是这样知青中的一个。
话说回来，刚下乡时，他们并不支持我，甚至还“反对”我。不过时间不长，我们依然和好如初。尽管现在私交相当不错，但推荐上大学的事，蔡景行从来没提起过，我也从来没对他承诺过，那时的知青还是比较单纯的。
晚上，在机耕队交接完工作的蔡景行到我宿舍来聊天，说起最近别人对他回队的种种猜测，他觉得很好笑，问我：“那个李晓兰你还记得吗？”
我说：“怎么不记得，不是调到别的生产队去了吗？”
今年春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有一次对我说起自己的苦恼：公社指名道姓地要调走生产队一个叫李晓兰的当地青年，此人是社直单位一个干部的女儿。生产队对这样的直接调人有意见，不同意放人。老郭左右为难，一气之下，说自己不想再管这件事。
可是公社有的是办法，让李晓兰打了个申请转队的报告，这不算是直接调人吧？然后派一个公社党委委员来做生产队的工作，硬是把李晓兰的户口迁到了另一个生产队。
蔡景行说：“李晓兰后来一天也没去那个生产队，在家休息了半年，前两天直接拿了招工名额去县城了。”
他气愤地说：“身为国家干部，让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青年，对自己的子女却大开后门。这种真正反常的事，倒没人猜测，也没人说句公道话了。”
我劝蔡景行：“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些阴阳人的存在，而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言行相反、里外不一的龌龊虚伪大环境里，也要努力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真诚光明的小环境。”
蔡景行说：“你太理想主义了，在这社会上能吃得开吗？”
我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哪怕我这一套吃不开，连队长也当不上了，起码我还能守住刚下乡时就为自己定好的人生底线：洁身自好。”
汪永德当天晚上也知道自己将成为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了，十分兴奋，到我屋里转了好几圈，见我在跟蔡景行聊天，没好意思坐下，转一圈就问一次：“什么时候去北安提车？”
我笑着提醒他：“不是跟你说好几遍了？明天一早，你和蔡景行一起去北安。”
他这才停止转圈，走了。
望着他宽厚的背影，我对蔡景行说：“任何人都有其闪光的地方，包括像曹士英、汪永德他们。我有个体会，无论在哪里，都不要另眼看待被认为是落后的人群，哪怕别人认为是一钱不值的垃圾，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变废为宝。尽管这样做有时会有风险，会被他人误解为是非不分、助长歪风。”
蔡景行笑了，对我说：“是呀，曹士英还是个单例，如果汪永德也变了个样，他身上闪光的价值被大家认可后，你这个当队长的是不是就更得意了？”
我说：“是呀，这世界上还有比人的改变更大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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