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一个很会整理内务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大大咧咧的人,否则,这些纸条早就应该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徒中被清理掉了。
我并没有特意保留它们,只因我的坏习惯,在我当队长的四年中,随手就把它们夹在了日记中或塞在了日记的套壳里。
退休后,有了闲功夫,便也就有了打理内务的兴趣,清理出了这些年代久远而泛黄的纸条。看到这些纸条上还沾着当年的汗渍和雨水,留着当年的烟痕和折印,我就像穿越了时间隧道,沉浸到当队长的年代。虽然是一个个残缺的碎片,却呈现了那些日子的细节,清晰得恍若就在眼前。
我甚至有点感谢我的大大咧咧了。
1、两张画着地块的图。记录了生产队1975年的种植面积和品种:小麦101垧、水稻38垧、大豆80垧、苞米15垧、谷子17垧、黑豆18垧、各类菜果19垧。同时也记录了这个位于爱辉古镇的生产队地块是如何零碎分散,288垧地竟然从北到西,跨度达十五六里地,让我们在下乡的8年中,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带着干粮下地。
2、王荣宝,在黄旗营子下乡的上海知青,他很早就被抽调到水利部门工作,一到种水稻时,就来帮着我们测量地块。76年开春时,他得知我们要在北面提黑龙江水上岸种水稻,可是买的泵马力太大,想换个小的,就热情地帮我写了这张纸条。遗憾的是:粗心的我去县城换泵时没找到这张纸条,几十年后才发觉被藏在日记本的套壳里。
3、一张76年生产队上报公社的科研组织名单登记表。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我的副手卢队长――一个当年在知青眼中的老头,才44岁!当年才20来岁的我们,只要说起谁快“奔三”,就会哄笑成一片,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年龄。而现在如果让我们再回到44岁,该是多么美妙的年代呀。
4、写在烟纸上的一首诗。写诗的是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当地青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挨过整,后来情绪一直很对抗。75年我当队长,春节上他家送了一幅春联:“红旗飘飘干劲高,征途万里奋今朝”,横批是“春来早”。一年后,他送给我一首诗,诗写在这张葡萄牌香烟的衬纸上,说:“你送春联后,我就写下的,一直不好意思给你。”
5、两张社员劳动报告单。一张没写日期,估计是在冬季的某月,如果进入春耕,生产队是抽不出几台马车连续五天去拉煤的。一张的日期写得很清楚:1977年4月27日,名字后面的数字,是记分员拿着三角形的量尺,记录下的每个人叠稻埂的长度;其中两个数字的,是对前两天收工晚而记分员下班漏记的补充。那时,生产队搞定额管理,工分就是按稻埂的长度来计算的。从这张单子上来看,我那天叠了160米,名列第一。当队长的,干活还算行吧。
6、三张生产队的收据,都发生在1977年的10月。其中两张是社员分窝瓜籽的收款凭据,每人分十斤,0.26元一斤;一个知青大学毕业已经在县医院工作,闻讯而来,也按社员待遇分给他十斤窝瓜籽,收他2.60元。另一张是我去县里开会后上交生产队的误工补助费,共1.50元。当时去县里开会的农村干部每人每天有0.50元的误工补助费,但生产队还给开会的干部记着工分,又记工分又拿误工补助总不好吧?那时的人清廉,一般都会把这钱交给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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