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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遥望另一块纪念碑(新闻职场告白98)  

2016-11-17 11:56:39|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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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块“试验田”的推出跨了两个年度,我不得不把它们连在一起叙述,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整体,其间此起彼落,能让人感受到做事的不易。实际上,从《微博》版、《志愿者》版到《幸福》版这两年的时间里,新闻晚报除了主编一职的动荡不安之外,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2011916日,随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一起从汉口路搬迁到了莘庄的都市路。这在上海的报业史上应该记上一笔。我在搬迁的当天,写了一篇博客《告别百年报街》:

汉口路,早在100多年前就是闻名的一条报街。

申报、新闻报这两张沪上最大的报纸还有印厂,都在这条街上。早晨天不亮,这儿便车水马龙,报贩分发着机器上刚下来还带着热气的报纸,然后,全市的街面上响起了卖报声。

汉口路300号附近,原有新闻报旧址,1958年公私合营,新闻报并给解放日报;1985年新闻报复刊,至1998年再并入解放日报。那时,解放日报已在原新闻报旧址上造了高楼。从此,我先后在这幢高楼的18楼、19楼、20楼共待了12年零10个月。

这是我一生中在一家单位待得最长的年份。

原想我会在这幢大楼里一直待到退休,但2011916日,却是我在这幢大楼里工作的最后一天。

这天早上签完版,中午的评报会就要去莘庄的都市路4855号召开。

我将在莘庄的新大楼,度过我新闻生涯余下的年头。

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在老大楼最后一天的出报过程。情不自禁地,从20楼窗户里,我留恋地望着东边波澜起伏的黄浦江,升起在外滩高楼间橙色的朝阳,迎着旭日从浦西飘到浦东的彩霞,还有那条狭窄的报街--汉口路。

这条街上,以后只有报史而不再有报纸。

 

报社新的办公硬件不错,主编和副主编每人都有一间办公室。只是我不太习惯,开会和签版后回到办公室,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因为地处闵行偏远的地段,来访的朋友大大减少;因为离开了繁华的南京东路步行街,也失去了外出闲逛的兴趣。工作和生活变得单调而规律。每天早上6点半,我从家开车直接上中环,不用为堵车担心,因为此时还没到早高峰,一路畅通,半小时就到报社;也不用再为停车发愁,新楼的地下车库很大,随便停。走进办公室,先泡一杯茶,打开电脑在网上搜索当天的所有新闻后,去参加编前会。8点左右编前会结束,下楼去集团的食堂吃一碗拌面喝一碗豆浆,然后慢慢遛跶到附近的莘庄公园散步。差不多半小时后,回到报社楼下的咖啡馆,点一杯加倍的浓缩咖啡。

此时,晚报有几位部主任,也落实了编前会的指令,会坐在咖啡馆里点上饮料,忙里偷闲,轻松一下,等着下一轮即将在电脑房开始的紧张工作:拼版改稿签样出报。

搬到莘庄后我突然喜欢起冬天来,大楼下的咖啡馆直面冬日,门前桌椅上一片阳光,显得十分温暖惬意。

后来的主编钮也仿因不习惯晚报清晨编前会的工作节奏,常常错过编前会,但他会来到咖啡馆里和我们闲聊。有一次我问他:你祖上是满族吗?他一楞。我笑笑说:在黑龙江插队的地方有很多满清留下的兵屯,因此上大学时有兴趣看满族历史文化的书,知道现在有些姓氏来自于满族。钮姓很少,在百家姓之外,来源也很简单,一为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为第八宫后的父亲赐姓为钮,祖居吴兴。二为满族八大姓之一的钮祜鲁氏,后人改为姓钮。钮未置是否,也许他并不知道钮姓的来源?

不过,我与钮也仿谈论最多的是报纸网络化的设想,在洒满阳光的咖啡馆门前,我像祥林嫂一样,向他不停地唠叨建立“大上海生活圈”社区网、实现晚报采编整体转型的设想。他多次击掌叫好,只是从没有拿到班子会议上作为议题。我想,或许他的叫好是对我这个即将退休的资深媒体人表示尊重,或许是因为他自己新来乍到,不想冒然决断吧。

不管怎么说,冬天的公园散步,还有咖啡馆门前的阳光,都给我退休前的工作和生活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如同以前一样,憧憬着晚报的前途,充满了激情和斗志。

我喜欢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去克服职场上的一个个难题。时政新闻部的年轻记者王楠曾对我叹苦衷,她为自己在业务上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口而忧愁。我对她说,这一般来说不会是技术问题,而是精神问题,让她不必着急,安静下来看几本书,先调整一下自己的精神再说。

正是她,后来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2012323日,我参加市里活动几天后,一早到报社参加编前会,见时新政闻部将一篇稿件报在本版,没往重要版面推荐。这篇由记者王楠写的稿件很有价值:1944年夏,新四军浙东支队派出70多人去大鱼山岛开辟根据地。他们上岛5天后,被汉奸告密。日伪军300多人乘艇围攻大鱼山,还派了两架飞机助战。战斗从早晨8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新四军击毙日伪军100多人,牺牲了40多名。这场战斗,被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称之为海上儿狼牙山战役。烈士中,就有上海南汇籍战士24名。320日,南汇有一位“红色收藏家”告诉本报:他在南汇找到了其中2名家属,家属只有一个愿望:68年过去了,他们想去大鱼山岛祭奠亲人。

新闻的敏感和准确的判断来自精细的比较,而要想能够比较,就必须做到了解:什么是旧的,什么是新的?什么是一般的,什么是个别的?不得不说,阅历是宝贵的财富,它就像一根地平线,能分辨出已经沉入地平线下的陈物,能感觉到刚冒出地平线的新事。

我在会上当即问坐在身旁的时政新闻部主任东悦杭:这么好的稿件为什么不往头版和焦点版报?东悦杭低声对我说:已经报了两天了,都没被采用,今天只好安排在自己的版面上,再不见报就没时效性了。

 

在业务问题上,我从来不会顾及他人的面子,于是在编前会上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我们很少听说有上海人在本地集体参加新四军;我们也很少听说有过这么多的上海籍新四军在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新闻素材呀,还是那句老话,红木不能当柴禾烧了。我们要把这篇稿子做大,并且要帮助这些烈士家属完成68年来的愿望,让他们能去大鱼山岛祭奠亲人。

已经两天听到过这个报稿内容却没有在意的各位并没有提出异议,编前会通过了我对此稿的推荐。当天,晚报头版、焦点版以78岁烈士妹妹邬凤仙老人的语气“真想到大鱼山岛看看阿哥”为标题,大篇幅进行了报道。

中午盘稿会上,我再次对此新闻线索进行了详细的策划,由发现此新闻素材的时政部记者王楠、国内部记者程绩、摄影部记者龚星为主,组建跨部门的采访组。采访组一路前往大鱼山岛采访,一路与浦东新区有关部门联系促成烈士家属的愿望。同时做好另一手准备,如果政府部门安排烈属上岛有困难,新闻晚报就出车包船,让烈士家属成行。

报道见报后,记者王楠又找到了3位烈士家属。另外还得知,68年前新四军血战大鱼山岛的唯一幸存者、92岁的李金根老人,就在不久前的218日,于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去世了。一条条新的线索不断发现,让晚报的新闻报道连续了好几天,引起同城媒体的关注,包括电视台也跟随采访。终于,在浦东新区民政局的努力和上海海事部门的支持下,大鱼山岛之行定在329日。

不知怎么搞的,对这次采访能真正到位我有点不放心。329日早上,我随晚报四位记者一同前往出发集合点。现场一位干部对我说:一家新闻单位只能派两名记者上船前往,超过两名的要减掉,否则上不了船扔在码头就不好了。

我问他:那条船能上多少人?他说30来人。

我说:我先去码头看看,如果船上真装不了这么多人,那我就不去了。

于是大家无话。

到码头一看,原来是一条十分现代化的海事船,有好几个休息室和会议室,上去100人都没问题。

我终于和其他记者一起,陪同五位烈属,在三洋港登上了船。

大鱼山岛属于舟山市岱山县,这是个由400多个岛屿组成的县,而大鱼山岛地理位置独特,正好处在钱塘江大喇叭口外的中间。大鱼山,就像个哨位,牢牢地卡在东海之中。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到星星点点的小岛,我一直唏嘘不已:68年了!24位烈士只能前来5位家人,现在及以后,还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些烈士?

我能告诉大家的是:1988年,小岛的山顶上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岱山政府没有忘记这些烈士。

2005年,浙江组织该省的烈属家人来过岛上祭奠,浙江政府没有忘记这些烈士。

如今,在有关部门帮助下,上海烈属总算也来到大鱼山岛。他们登上建有烈士纪念碑的山顶,按照南汇当地的习俗,捧着画像、献上鲜花,烧起锡箔。在返回码头的一路,他们一路洒着纸钱,呼喊着“我们带你回家了!”喊得我鼻子直发酸。

已经第二次来到大鱼山岛的记者程绩告诉我:紧靠大海边的那座高山上,还有一块镌刻着永垂不朽的烈士碑,那是刚解放时,当地渔民自发建起来的。

我问他:“你上去过没有?”

他回答:“没有。”

“这是采访中的一个遗憾,可惜了。”我边说边用摄像机的镜头尽可能地搜索那座山头。慢慢地,山顶上现出一块石碑。尽管它是那么简陋,但它却一下子拨动了我的心。我心底突然释放出一种欣慰: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烈士。

我很想去那座山,那座面临大海的山,很可能就是当年新四军阻击日寇的战场,所以渔民才会在那里立起纪念碑。

但没有时间了,海事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离开大鱼山岛。当大鱼山岛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时,我还能看见海边的那座山。那山上,有着另一块纪念碑,人民的纪念碑。

新闻晚报这组大鱼山岛祭奠先烈的系列报道,后来被评为市宣传系统“走转改”好稿一等奖和2012年度上海市好新闻二等奖。红木,终于雕成了珍品。

事后有人提醒我:你挽救了一篇稿件的命运,却否定了之前的编前会,难道没想过会因此得罪人吗?

说实在的,真的没想过。在涉及业务问题需要表态时,我从来都极少考虑其它杂七杂八的因素。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来:

2011526日,我从外地回来,听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于527日全新改版,想和上海两家晚报合作,要搞一个“晚报预报”的栏目。栏目的形式是每天上午9:109:30,由电台主持人电话连线晚报编辑,以对话形式,让晚报编辑口述当天下午出版的重点稿件内容。电台通过当时担任晚报媒体经营公司经理的郭文才,向晚报临时负责人传达这个设想,没想到临时负责人对他说,那你来负责这个项目吧。负责经营且不参与编前会出报的郭文才不知该怎么办,眼看第二天电台就要推出“晚报预报”了,他急得团团转。

我当即打报告,提出这个项目不能由晚报媒体经营公司负责,而应该由晚报编辑部负责,建议立即商定具体负责此事的采编人员,并由每天当班的主编对播报内容进行审定。在这份书面报告上,我手写了个人意见:“请速报班子,并报毛老师,争取于电台改版首日完成。”

当天,毛用雄总编批示:“同意试行,逐步完善。”

尽管有人对此事持有不同意见,但见毛用雄总编有批示,只得紧急开会,最后决定由有主持经验的东悦杭和负责评报的杨志洪两人具体担任此项工作。

第二天,电台改版首日,新闻晚报没有缺席。这个项目在后来的运行中,不光为本报记者进入电台直播打开了渠道,也为晚报扩大社会影响力起到了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与电台合作“晚报预报”栏目的过程中,为晚报官方微博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思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每天编前会后,通过微博对晚报下午出版的内容进行预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网后报”,将突发事件的新闻先在微博上报道?甚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在微博上搞一个视频播报,将电台的音频转化为视频?

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作为一个唯好稿为上的新闻人,我应该满足这么多年来从中所获得的乐趣了,不会再有其它非分的想法和顾虑。假如事事处处都在担心因此会涉及到否定了什么人,因此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测的祸福毁誉?我还能在职场上如此潇洒自在吗?

每个人对自己选择的职场生存方式都应该自信,我也一样:即使不在副主编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去带好一个部门;即使不在部主任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去写好自己的稿件;即使这个平台没有宽松的业务氛围,我也会选择另一个平台去追求。

早在18年前离开职业生涯第一家报社时,我就想明白了,我的工作属于新闻,不属于哪一家新闻单位,也不属于哪一家新闻单位的领导。对一个新闻人来说,只要能出好稿,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档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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