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应聘上海对外服务公司，这是正在筹建的新公司。应聘地点在外白渡桥南堍那个早先的英国领事馆大院内。里面以对外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为中心，设立了许多对外经济机构。参加应聘的人不少，大多是外语和司机岗位。我参加文政人员应聘，应聘分两个过程：面试，了解我的爱好、志愿，对当前改革的想法和对工作的要求。面试官向我介绍对外服务公司的基本情况，竭力引导我从思想教育工作方面多想想，最后还询问了我单位的放人态度。笔试，要求当场写篇一短文，短文的题目是：“如何做好秘书工作？”我快速写完，一字不改地把短文交上。面试官看了稍稍一楞，让我坐等一会儿，马上把短文送到了里面的办公室。
不一会，他出来对我说：很高兴你应聘成功了，初步确定你担任公司总经理秘书。希望你及早与单位交谈，让单位同意放人，好去办手续。应聘程序的顺利出乎我的意料，而让单位放人的难度却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必须硬着头皮要争取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找相关领导一个一个的谈，想让他们能理解我目前的心情和状况，同意放人。但是，我又一次失败了。领导个个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我们是不会放你走的。
碰了一鼻子灰，那些天情绪十分低落，我无奈地盯着办公室的窗外发呆。
窗外是一片石库门旧式里弄，一处阳台上，有一只被遗弃的瓦罐，瓦罐里是一撮奄奄一息的兰花。早在初夏时，我就看见兰花丛中冒出一棵另类的丝瓜秧来。没几天，这棵丝瓜秧便高出兰花一头，伸出了细长的须，在风中整天摇晃。那须就像一双小手，触摸到晾衣架旁多出的一截钢丝，紧紧抓住，迅速攀登，每天爬上半尺。
盛夏来临，火一样的太阳晒热了水泥墙，钢丝更是烫手。攀在钢丝上的丝瓜秧枯了一截，紧接着，下面的叶子全部卷曲、蔫黄、枯落。可是顶端的小须依然每天半尺向上攀缘。它曾经离开钢丝，向四方探索，发觉再无其它的可依附物，便又回到了艰难的钢丝旅途上。
它开始加快速度，一天一尺。风来了，它不动摇；热晒下，它不屈服；底下的叶片枯落了，顶上的新叶却更茂盛。终于，它爬完这段钢丝，双手抓住了墙顶。
在那里，它兵分两路，一支向阳台外延伸，一支沿着墙顶边缘蔓延，碧绿生青的叶子开始茂密，为它光秃泛黄的茎挡住了阳光，为它贫脊干涸的根接来了露水。风再来，它舞起绿油油的叶子，摩挲出欢快的笑声；日再晒，它昂起毛茸茸的长须，挂满了幸福的露珠。
阳台的另一边，一直受人眷顾的石榴、丁香、雀梅、牡丹、玫瑰……现在被这棵迟迟到来、受尽磨难的丝瓜藤遮护，笼罩在柔和的叶光下，个个神采弈弈。而被遗弃瓦罐中那撮原本奄奄一息的兰花，好像也被激活，露出了一点生机。
我无法不赞叹这棵丝瓜秧的生命力。在所有这些花中，它来路不明，身份卑微、生存条件最差，但它渴望生活、顽强生活、快乐生活，有着谁也无法阻挡的生命力。
无意中，我回头看看从垃圾变为档案的那两只橱。可惜，在这个办公室里，再也找不到可以去整理的橱柜了。我想坐下来写稿，但本来就无所事事的办公室，又有多少东西能让我每天提笔呢？我实在太需要找一件每天可以消耗大量精力的事去做，否则要闷出病来。看着办公桌上被我从头翻到尾的报纸，我突然笑了：何不做一个专给报纸文字挑错的读者？这样也可以不荒废自己的中文业务。
经过几天“考察”，发现上海这几家报纸中，《文汇报》的文字差错最多，我开始以《文汇报》为挑错对象，每天把看到的差错记在纸上，然后给《文汇报》寄去。一开始，《文汇报》还回给我一些打印出来的感谢信，慢慢地，不再理我。是呀，一个长期重复做这种事的人，不是吃饱饭没事干，就是脑子出了毛病。哪家报纸的编辑会有耐心与我这个挑错上瘾者继续周旋下去呢？
我并不在乎《文汇报》是否回信，真的只是在用这种方法为自己治病，或者说是用这种方法来防病。我没办法停下来，并越干越精于此道。从一开始的文字，到后来的文句，再后来是对整篇内容的更正。俨然如一位编外责任编辑，把每天已经出版的《文汇报》当作摆在案头等待审阅的清样了。
1986年7月2日，《文汇报》三版发表了《青工生活费用的投资流向》一文，说当下青工每月伙食占开支四分之一，60%至80%用于储蓄。显然此文在数学统计上十分谬误，不能自圆其说，调查上也违背事实，将青工的生活开支估得太低，而把储蓄比例大大抬高了。我写了一封信寄给《文汇报》编辑部，表达了不同看法，对文章的统计纰漏进行了分析。
我没指望《文汇报》会对我的这封信给予答复，但却没想到会是另一个结果：一个星期后，办公室主任从区里开会回来，见到我便紧张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你以后当心点，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再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我对主任笑笑：“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无非是对青工的生活开支和储蓄比例有不同的看法罢了，这都不能讨论商榷了？”
主任仍然一本正经：“反正我是为你好，你当心点就是了。”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肯定是《文汇报》编辑部或者是编辑部里的某个人，对一个读者的不同意见，采取了向其上级领导部门告状的手段。这让我极其反感，没想到藏龙卧虎的新闻单位，也有些病虎痴龙。我想，如果自己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不仅在文字上不会出这么多差错，在采访上也绝不会违背事实。
“如果？”办公室陈医生听了我私下里的想法，劝我说：“人生没有如果，你不要想去当什么记者了，领导不会放你走的。”
其实，经历了一次次跳槽失败的我，难道不知道领导的态度吗？只是对此越来越执拗的我认为：人生没有如果，那是指已经发生的过去；对于尚未开始的今后，一切如果皆有可能。
10个月后，我终于跳槽成功，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开始了整整26年的新闻生涯。我至今都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因为尽管这命运的改变里有我执着的努力，但还是离不开一位“贵人”的相助。埋藏在泥土中的种子，要依赖他人之手挖掘，这毕竟是非常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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