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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第二次跳槽(新闻职场告白25)  

2016-07-10 11:28:16|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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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离开编辑部这个新总编需要掌控的报社“制高点”,去了他所安排的无关紧要的“采访二部”,我就可以脱离漩涡中心,安心搞业务了。我那时相信业务是立身之本,而且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努力,采访二部也终于走出了一条新路,部门的记者对这种新的采访思路充满了兴趣和信心。一场儿戏般变动所引起的震动,在慢慢地归于平复。

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新总编把人事和部门布局停当后,紧接着就提出要整顿报社风气。恰巧在这风口上,摄影记者L不知怎么搞的,与王书记发生了一次顶嘴。

大家一定还记得我在编辑部当主任时与摄影记者“搭档”的经历吧,正是这个原因,王书记似乎把这种采编之间的“业务搭档”看成了“私人关系”。他找我谈话,宣布让摄影记者L停职检查,要我去做L的思想工作。我的反应很吃惊:L是摄影部而不是我采访二部的记者,要我出面找他谈话,也太名不正言不顺了吧?

王书记见我为难,就问我对这样的处理有什么建议?我实话实说:“我觉得可否缓冲一下,让顶嘴的记者先检查,暂不要停职。”王书记告诉我:“这是领导班子决定的。”既然是班子决定的我就不便多说了,于是改换一个话题,我委婉地对王书记表示:“听说《新闻报》正筹备一周出五期报,同城经济类报刊的相互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假如我们把报纸的业务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将一周两期扩至一周三期,进而变为一周五期,朝日报的方向发展,这样,业务氛围加强了,其它风气也就正常了,否则事情越弄越僵。”

早在一个多月前,《新闻报》的老同学薜耀先就告诉我,解放日报副总编俞远明到他们那里任总编后,办报相当有思路,今年要把《新闻报》扩成日报,正是用人之际。他劝我去那里发展。我没有答应,总觉得自己是在《上海商报》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应该为《上海商报》出力。而且当时《上海商报》在同城经济类报纸中发行量和影响力名列前茅,我对它充满信心,认为《上海商报》或早或晚也会发展成日报。我对王书记提出向日报发展的建议,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对报业市场竞争趋势的分析。

另外,这个建议的想法也很简单:在取得报社发展目标的共识下,让内部矛盾争纷自然瓦解。我不愿意卷入报社的人事纠纷,也不希望看到报社的各种力量整天纠缠在鸡毛蒜皮的争斗里。

说实在的,当年的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斗争”和“竞争”中成长的,他们不相信不争也会树立权威。因此我的建议,在拿定主意要整肃内部的人看来,是想转移斗争大方向,是一种不撑顺风船的另类之声。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这样的一次编委会,新来的总经理发首先发难。他不点名地批评了报社里最近种种“不良风气”,最后十分气愤地强调:“最严重问题的是领导班子里有人支持歪风邪气。”编委会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搞不清楚他们眼中的领导班子是指什么。比如对摄影记者L停职检查的处分,说是领导班子定的,可作为编委之一,我并没有参与过这样的讨论。可是发难时,却又把编委当作领导班子成员来指责。

我从来都不喜欢逻辑的错乱和指向的含糊,缓缓问道:“编委或者说班子里的人都在这里,还是开诚公布说话比较好,你说的是不是我?我只不过是同个别领导提了个建议而已呀。怎么就变成支持歪风邪气了?”问完,我将眼神向在座各位扫视了一圈。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一个事先有准备的会议,不清楚在座各位是否已经认可了这种指责。我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难以忍受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透明公开,往往是最简单的做法。

这位新来的总经理对我还不熟悉,他不知道我曾经历过很多类似场面。在我轻松平静的问话面前,他一下子楞住,不再出声。主持会议的孙总编也没料到我会如此直白,王顾左右而言它,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并不想在编前会上进行多余的争论,心想这话题只要他们不再提起,就算过去了。

实际上,他们的不再出声和不予回答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只不过是出乎意外,一下子反应迟钝而已。

几天后,终于反应过来理清思绪的孙总编,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讲了如下一番话:有些人不要以为自己懂业务就了不起,要走的话我一个都不留。以前在《供销信息报》时,走了70%的人,报纸不也办得好好的吗?

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无法理喻了。这是新来的“主子”在整肃内部中下的第一个逐客令。“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我意识到自己在《上海商报》再做下去,会成为他们的“斗争”目标。并不是不再想为《上海商报》出力,而是我对内斗唯恐避之不及,我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答应老同学的推荐,舍《上海商报》而奔《新闻报》去了。

作为一个致力于新闻事业的人,我看中的是一个单位的业务氛围,哪怕这种氛围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形成。但一旦一个单位陷入到人与人斗的氛围,你在业务上付出再艰苦的努力,那也是白搭。也许我可以在现在的位置上再耗下去,直到报社意识到市场竞争的残酷,回过头来再抓业务。但想想自己在农村插队耽误了八年,在爱卫办又耽误了四年多,直到34岁才踏入所热爱的新闻行业,现在已经41岁,还能再干多少年呢?有限的生命应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陷入毫无意义的内斗上。

职场上,或许你是一个态度坚决、行动果断、敢于创新局面的人,是一个只想在业务上有所建树、而且在边缘地带还能异军突起的人,但不要以为这就一定能得到支持和肯定。实际上,只有在上下级关系正常、任务结构化程序化的情况下,你才可以顺利地开展工作。现在的我不再具备这种环境,在“三把火”烧得正旺的那些人眼里,我是个口虽不语却独立特行、对整肃内部不感兴趣、对离开编辑岗位心存遗憾、对班子内“不指名批评”竟敢直面反诘的人,人家心里窝了一口气,压抑一下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要在这里待下去,除非放下尊严懂得迎合。否则,他们情愿用一个作风拖沓、婆婆妈妈、少谋寡断的人来替代你。不要对可能发生这样的结果感到不公平,人人都知道命运不是靠能力而是由性格决定的,只是我不想被一个不喜欢我性格又喜欢拿捏我命运的人掌控。

我的原则还是那样,不争不斗,不卑不亢。我不想陷入古人所说的“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的尴尬境遇。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 “吾沉子浮,鱼鸟各适”。

三天后,我递交了一份辞职书,辞去采访二部主任和编委的职务。

孙总编得知我要去《新闻报》,放了一句话给我:“你要去的报社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不会放的。”

曾宣示“要走的一个都不留”的他出尔反尔了,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事业单位之间人员调动都是商调,原单位不放,是无法到新单位报到的。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留在这里,趁我还能按捺脾气没被逼到奋起抗争的时候,及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两天后,我又递交了一份上海电视台的借调函。上海电视台正在筹办《今日印象》栏目,也缺人。我顺着他,在他的这个理由下打个擦边球。心想,孙总编总不会把上海电视台也说成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吧?

孙总编看到上海电视台的借调函后,与我有了如下一番谈话:

孙总编:你这么有魄力?正科级也不要了?

我不禁有点好笑:作为报人的李音前任总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作为文人的老朱前任总编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只有他,才会把“正科级”看得如同西瓜那么大。

我轻松回答:下过乡的人,黑土地上都爬过来了,不在乎这个,只要高兴,摆地摊过日子也行。

孙总编得意一笑:搞业务我搞不过你,但搞政治我比你行。

他没有明白,手握尚方宝剑的他只是比我多了权力。有权力排斥一个下属,却没有能力变一个下属为其所用,这并不是“行”。况且,他所说的“政治”,并不是指人的信仰、党的方针策略,而是职场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过“文革”中父母被打倒的经历,有过八年多黑龙江农村插队的经历,有过21岁当生产队一把手的经历,在我的眼里,这种搞“政治”的手段其实是很蹩脚的。不知怎么搞的,我想起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句话,觉得有点好笑。面对他的炫耀,我笑笑说:对这种“政治”我不感兴趣,人生短暂,还是做点事好。

采访二部主任聘期是从19937月至19949月,实际上我只做到1994年的5月。离开我新闻生涯起步的报社,并非我的本意,但也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十分理智和现实的一种选择。所谓“忠於治世易,忠於浊世难”,在一个氛围不对头的报社再待下去,会对不起自己一辈子。可以这么说,离开《上海商报》,是我要去寻找更大的新闻传播平台,更好的业务发展环境。

第二次跳槽,让我树立了这样一个概念: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我的职业生涯可以属于新闻,但不再会属于哪一家新闻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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