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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别了,G先生(新闻职场告白18)  

2016-07-02 12:03:19|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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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主持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依然与G先生保持着距离。

原编辑部主任当了主编助理,提醒我:“现在你当了干部,要改变一下自己了。”这话本身不错,但要看什么情况。比如拿G先生来说,恰恰是他应该要学着改变自己,融入到团队中来。我所改变的,只是当了副主任主持工作,但为人行事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出于想争取每个人的支持包括G先生的支持而去迁就他,那么,就只有两个结果:一是这个团队将回到原先的混乱之中;二是我将变为一个追求虚名的无骨格人。

并不是我固执死板,我可以为了整个部门的共同前进而改变或放慢自己的脚步来等待,却不会因一个人的任性蛮横而畏缩不前。也不是我心胸狭窄,我可以与持有对立情绪的人促膝交谈或正面交锋,但不会允许一个人将私人的爱憎延伸到日常工作中去。说穿了,在G先生每天板着脸白眼看人的神态中,我并没有得到可以尝试着接触一下的讯息,相反却透着“虎卑其势,将有击也;狸缩其身,将有取也”的不安。我弄不清楚这样一个心机极深的中年人在等待什么,唯一能采取的还是保持距离,静观其变。

为了保证部门业务和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不愿把精力浪费在无聊的人际关系上。

从插队时当生产队长起,我就有一个习惯,碰见矛盾不绕着走。那天,在编辑部闲聊时我问大家:如果有一辆车在泥泞的路上快速行驶,行人怎样才能防止污水不溅到身上?大家被我问得有点发懵。我自己答道:站在路的当中,让这辆车懂得慢行。

大家释然一笑:这么简单呀!

G先生在场,应该听懂了。

时时想制造麻烦的G先生,很难在业务为上的编辑部内找到冲突的导火线。他每天一早一晚到报社来两趟,独往独来,唯一的改变就是不再坐在编辑部他自己的办公桌前守着电话,而是在报社的走廊里十遍二十遍永不疲倦地遛腿。他与编辑部的人已经无话可说,只要见到其他部门的人就像似很热乎地伸个“小招手”,贴上去“耳语”,东家长西家短的,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其实,不得人心的最快办法,莫过于到处讲别人的闲话。很快,别部门的人因他的闲话起了矛盾,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

于是,G先生平时不来报社了,即使来,也只有两个去处:一是总编在时,就到总编办公室泡着,朱总编刚上任不明就里,表扬G先生经常星期天“加班”,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因为谁都知道G先生平时并不来上班。到总编室“加班”的G先生由此被人称为“领导高参”。二是总编不在时,G先生就一个人在报社无窗的会议室坐着,黑暗中独自一个连灯也不打开,只见烟头闪着诡异的光。下班后,会议室角落里一把椅子的地上,总要留下几十只烟蒂。

冲突,终于发生了。

1992325日,早上刚上班不久,记者L激动地冲进编辑部,把G先生桌上的东西全部一撸到地。一只茶杯碰到壁橱上,茶叶带水四下溅开。两人随即在走廊里吵骂,被人拦开。

时隔不到10分钟,两人单刀相会,互对几拳后,又抱在一起,直撞到无人的会议室里,在地下滚作一团。旁观者中有人上前将两人分开,可记者L不知哪来的劲,一下子把G先生推出三四米远,倒在地下。四周没有人上前扶起G先生,个个转身离开,可见G先生平日里结怨甚广。

事后了解:导火线是因报销发票。记者L去总编处报销费用,G先生正在那里坐着,老朱总编留下L的发票。可当L刚跨出总编室,发票即到了G先生手里。G先生边看边摇头说:“花头三四的,这怎么能报销!”记者L听见返身,争吵是从总编室那里开始的。

估计老朱总编是不会把记者L的发票递给G先生看的,而是G先生自己伸手拿来了放在桌上的发票。G先生真把自己当成了“领导高参”,在那里对记者报销费用的事说三道四。老朱总编没有及时、或者不敢对G先生越轨的做法阻止批评,于是在他眼皮之下,发生了这场冲突。

由于G先生是我部门的人,事后,报社王书记找我聊这件事。王书记刚从部队转业来报社不久,长期生活在纪律严明的军营里,平时就对“文化人”的散漫看不惯,现在竟然遇到“文化人”动武的事件,他简直不可理解了。跟我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出一个想法:G先生本来就是借调来的,最好让G先生离开报社。他说,报社要上下配合,先叫G先生上班,然后弄些人上他腔,直到G先生自己提出要走。

我笑笑,这不是玩儿戏吗?于是回答他:打架的当事人是两个部门的,编辑部没法单独出面处理。再说群众不会吃饱了饭没事做,主动上别人腔,专跟人家闹矛盾。G先生的走与不走,是他和领导之间的事,跟群众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上午,王书记态度180度大转弯。他找记者L谈话,要他就打人的事作出书面检查。L问:你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吗?王书记说不了解。L又问:你知道是谁先动的手?王书记也说不上,最后不得不对记者L说:你一问,把我的思路都打乱了,让我想一想,明天再谈。

明天,王书记没有找记者L谈,而是去市财办汇报了报社发生的这件事。领导听了很光火,说:打架的事可以刑事处理嘛。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报社乱到了这种程度。

从市财办回来,王书记情绪一落千丈,思路更乱作一团,他对与“文化人”打交道感到灰心了。

采访部主任陆志丰平时跟我是“棋友”。这天下围棋时,他说:G先生与记者L打架的事小,与编辑部所有人关系僵持的事大。G先生托他转告我,想与我私下会晤。我觉得蹊跷:G先生又在想什么名堂?由于无法信任他,我抱有戒心,从心底里实在不愿同他私下谈任何事情。我对陆志丰说:作为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副主任,我不拒绝G先生与我谈工作,但作为私聊,还是算了吧。他们打架已经引起上层领导关注,正在处理中,我不便掺与,在打架一事处理前,问题和矛盾就不要再扩大和复杂化了。

打架一事在报社内部还引出了其它话题,那天,熟知内幕的广告部人员在编辑部闲聊时说:G先生搞的消费博览会活动已停止一年多,为什么至今账不结清?还在外包着宾馆?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后,王书记对我说,报社经理昨天打电话让他转告我:那个博览会牵涉面太广,打个招呼,别再追问了。王书记问我怎么办?我突然觉得很烦,这些事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来问我干什么?于是淡淡地回答:什么事该怎么解决,都有规定的程序在那儿。我的工作是管理好编辑部的业务,在此范围之外的事我不关心。

与王书记谈话的第二天,老朱总编告诉我:班子已经对G先生的问题表了态,除一人外,其他人都表示不能再留他。

G先生在家里待了两个月,在一个无人的晚上,整理了自己的桌子,离开了报社。

其实,谁都不愿意身边有一个欺辱自己的人,包括G先生;但谁也不能保证身边不存在这样欺辱自己的人;我们不希望与这样的人发生直接冲突,也不希望天天生活在人际冲突的阴影下。尤其要明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劝阻或者征服这样的人的,弄不好可能适得其反,将自己陷入到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中。只是每一个正直的人起码应该做到:在强势面前以不谄不媚的独立人格和不参与不附和的公正态度,来维护并影响团队的健康氛围。

摆脱职场上的人际纠缠和无聊竞争,紧紧抓住业务这个立身之本,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加速。总有一天,这些低俗的人和事都会被呼啸前进的列车远远抛离,最终留下来并能让我们享受的,是在业务空间里的徜徉和追求。

别了,G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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