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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一场艰难的较量(新闻职场告白35)  

2016-07-23 14:11:22|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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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报道中的很多好新闻线索并不来自于司法条线,还可能来自于貌似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关键要看记者的发现、判断、勇气和技巧。

19951112日是个星期天,中午,我和妻带孩子去逛街。街上有保险公司临时设立的业务推销摊位,妻上前咨询。一位年轻的女业务员让妻简单填了一个表,说等收摊后上门服务。

下午四点半,她来了,见我正在麻利地打电脑,那时有电脑的家庭很少,便好奇地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当她得知我在新闻单位工作,就说自己有一件事找了上海所有大新闻单位,都不肯采访,问我能不能帮忙?我问她:你先说说什么事吧?

于是,这位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的章怡萍,向我讲述了自己和六名同学在太平洋大饭店的不幸遭遇及投诉无门的境况。

我很清楚,太平洋大饭店是一家外资五星级酒店,要对它进行揭露性报道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之前上海发生过好几起外资企业欺辱中国普通员工的案例,但媒体对员工维权的报道从来没有成功过,于是再碰到此类事件,大都望而却步。

也许性格使然,越有难度的采访,我越有兴趣。不过,在决定采访前,我要先考虑清楚这样两个问题:

一、7位女大学生先后离开太平洋大饭店以及她们奔走投诉共五个月的时间里,她们曾向何人诉说过,诉说的反响是什么?

二、所有已经听说过她们遭遇的新闻媒体、管理机构、法律部门到底碰到了什么难点?存在哪些顾虑?

在与章怡萍的交谈中,我发觉这些媒体和机构的顾虑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开放以后,面对以前陌生的外部东西进来,国人处于一种糊涂状态。什么是严格的、先进的、现代化的管理?什么是这些国家本身就已经被淘汰的、有损人格的、不合法律的手段?就像我们曾有过的用高金去购买国外的淘汰货一样,我们在管理上也良莠不分地引进了一些不平等的,对弱小穷国、殖民国的管理方式。这些在国际上已经被逐渐淘汰的管理方式,有时还受到某些国人的吹捧。比如:“应该用武士道精神来训练中国人,要用这种精神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才。”这种声音恐怕在50多年前的中国并不陌生。

二、怕外国老板不高兴,怕投资环境受影响。可能还有其它的怕,但是,却没有想到一点怕:中国的法规变成一纸空文,中国人的人格被践踏!假如这样下去,中国还会有什么好的投资环境呢?屡屡发生的查包、搜身、殴打、辱骂等等事件,算是一种好的投资环境吗?只有让投资者懂得平等、懂得尊重,才能有健康的企业运行环境,否则,在投资项目谈判桌上得到的,一定会在劳资矛盾的爆发中失去。

我告诉章怡萍:我仅仅是一名记者,不会去包打天下,也不可能包打天下,除了为严肃的法规呼吁外,所能做到的就是唤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而最有力保护中国法规严肃的手段,应当是法律本身,更应当是制法、执法机构的责任。没有他们认真的履行职责,这种现象就会存在下去,蔓延开来,希望年轻人能寄希望于法律,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当然,我还答应了章怡萍做这个采访。告诉她:我并没有成功的把握,但有决心去为她们呼吁。我让她先做一件事:请这些学生每人自己手书一份被辞退经过的材料,签名后给我。我必须手握她们亲笔陈述的证据。

所有的采访都必须扎扎实实,这不光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因为如果保护不了自己,就无法去保护她们的正当权益。

1118日,我陆续收到了7位学生各自写来的陈述材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我再对7位女大学生进行采访,整理成一份她们各自因什么原因、在什么时间先后离开太平洋大饭店的系统经过资料。

1124日,我两次打电话给太平洋大饭店通气,要求约定见面沟通的时间。他们答应给我回音,但等了十天音讯全无。

为了有个见证,125日上午,我找到三年前跟我实习的程蔚,此时她已到《青年报》任记者,一起去太平洋大饭店登门采访。太平洋大饭店不得不派出一位人事部副经理钱联群,接待我们这两个不请自来的记者。

我们向这位人事部副经理询问7名女大学生离开酒店的原因,她回答:“各有各的原因。”我拿出7名学生离开饭店的经过资料请她过目,她阅后没有对这份资料提出何异议,但强调“我们酒店是以严格而著称的,员工应好好接受上岗培训,努力工作,让酒店成功。”记者请她针对此事谈得具体点,她说:“有些大学生很傲气。其实工作态度和待人态度都很重要,像章怡萍就是态度不好。”

我们问:“酒店内部有没有明确条文规定,因为什么样的事让员工辞职吗?”

她回答说:“不可能都有条文,条文也没那么细。”

“那么,谁有权提出让员工辞职呢?”

“人事部和行政部门,一般批准辞职需要几天时间,在紧急情况下人事部门批准即可。”

我提出不久前国家劳动部发出“严禁用人单位录用职工非法收费”的通知,通知中所列的非法名目中有培训费,于是问她:“太平洋大饭店现在还收培训费吗?”

她说:“我听说过这个规定,但文件还没下来,所以酒店里新的规定还没出来。”

与钱联群的沟通陷入僵局,最后来了一位新加坡藉的人力资源部总监王凤蕾,她瞟了一眼我整理的资料,用中文说:“新加坡人只会说中文但不认识汉字”。记者于是请钱经理帮助翻译,却被王总监制止住,她说:“我不想答复这篇文章,但我们酒店是很严格的,对客人的服务是一流的。”

当天下午,该饭店人事部电话通知我:两天之内给予我书面答复。但一个星期过去,仍未见音讯。

本报原定1214日见报,1213日,编辑见我还是没拿到对方的意见,着急地给饭店打了两次电话。饭店第一次回答:半天内给回复;第二次回答:一小时后给回复。但直到深夜,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回复。

一篇批评对象不愿意给回复意见的稿件,要不要发?报社总编俞远明犹豫了,决定缓发。

本来我与程蔚说好,此稿由《新闻报》先发,《青年报》第二天跟进,现在,我只好遗憾地通知程蔚:约定见报的时间要向后拖了。

但《青年报》总编却不管《新闻报》1214日是否见报,都将按原计划在1215日见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让他们在署名中加上“新闻报记者韩自力”。这倒不是为了名,而是一旦有什么问题,我愿意承担责任。

打完电话,我把《青年报》的决定告诉了本报总编俞远明。

俞总编听后左右为难:不发呢,一篇本报记者写的,而且极可能引起社会很大反响的稿件发在了别的报纸上,这是很尴尬的;发呢,就要承担不可预料的风险。权衡轻重,他最终决定与《青年报》同一天见报,风险共担。

1215日一早,上海两家报纸同时刊登了这篇文章。众所周知,报界在独家新闻上竞争是很激烈的,掌握了采访主动权的报纸一定会争取优先发表的权利。当然,后跟进的报纸也不会愿意在记者署名上将其他报纸名称一起写上的。但《青年报》兑现了对我的承诺,署名中写上了“新闻报记者韩自力 本报记者程蔚”。而《新闻报》在权衡之后,在署名上只写了“韩自力 程蔚”。这两个人是不是记者?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新闻报》都没说。

不管怎么样,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通常的做法,除了通讯社,两家不同报社记者写的稿件,共同署名后同一天在两家报纸刊出,这在报界是很少见的。从《青年报》《七女生败走“太平洋”》和《新闻报》《七位女大学生的遭遇》两则不同的标题上,也可以看出两家报社在分寸把握上的细微差别。

对我来说,这都不重要了。关键是自从接触采访对象到最后见报,在对受害人采访的仔细上、在对被曝光企业的认真沟通上,我都做到位了。整个采访过程达一个月之久,其中有20天是花在与太平洋大饭店的沟通上。尽管这沟通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没有得到对方的配合,但却表示了我们的态度,即这个企业无论是否把媒体放在眼里,我们都充分尊重了他。我向总编保证,文章发表后能做到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对我来说,仅仅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对被曝光企业来说,却会采取种种的反击手段;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较量,不会以此文见报而结束。作为经济法律记者,我不会停止在对这起事件的报道本身,早已酝酿了下一步的报道计划,要采取与以往媒体报道同类案件时完全不同的做法,目的是要将这篇报道中所涉及到的对劳工的侵害,推向法律裁决的层面,竭尽全力推动有关方面拿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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