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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截然不同的声音(新闻职场告白38)  

2016-07-26 18:36:51|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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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台15日和6日连续两天报道的压力下,太平洋大饭店终于“说话”了。18日,他们发出了一份以饭店公关、信息交流部署名的声明,但这个声明并没有同时发给新闻报和青年报,只单独给了电视台。在这个声明中,太平洋大饭店一口咬定是学生自愿辞职,认为两家纸媒报道中所揭露的不尊重人格的事全是捏造。

与此同时,太平洋大饭店还发函给市劳动局,表示愿意通过劳动局和仲裁委解决问题。他们对媒体的分化以及与职能部门的周旋,显得十分老道。要知道,之前多起太平洋大饭店的劳资纠纷,在劳动局和仲裁委的处理下,劳工一方非常悲剧,全部败诉无一胜例。

果然,110日当晚,我接到一位女大学生来电,告知劳动局让她们七人明天全部到局里去。第二天,女大学生向我讲述当天情况:下午两点,女大学生按时来到市劳动局,被一个一个分别被叫进房间。房间里有5个人坐在桌前提问,2个人记录。学生陈述完后,被要求在笔录上签字。

这看上去并没什么奇怪的。我可以肯定,那些天收集此案材料的不止市劳动局一家,比如市旅游局、市宣传口子……都不会闲着。

不过,有三个细节值得品味:

1、劳动局在对学生调查时,多次详问:你们如何认识记者的?认识谁?现在还有联系吗?这些讯息似乎是太平洋大饭店最关心的问题:发起这则报道中的重点记者是谁?这个记者起了什么作用、还会有怎样的下一步动作?

2、自劳动局对学生调查后,有太平洋职工打电话来告之,人事部门这两天在走廊里贴出一份告示,主要说七个女大学生的钱已全部退还(这完全是骗人),并说七个女大学生这样做是有人在背后教唆。

3、自电视台收到太平洋大饭店那份声明后,饭店方就有人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问电视台记者,对他们的声明持什么态度?以至于电视台记者不得不告诉此人,不要再打这种电话来。

在这次调查和电视台拒绝对他们的声明表态后,太平洋大饭店似乎知道了发起这次报道的真正记者,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真正的“挑唆者”是谁。111日,新闻报和青年报也收到了来自太平洋大饭店的声明,内容与三天前给电视台的一样,只是同样的内容迟到了三天。

这一天(111日)中午,我和青年报、电视台参与报道的记者碰头,讨论下一步报道计划。有消息传来:正在上海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龚心瀚来电视台时说:关于太平洋大饭店的报道很好,要搞下去。可以说,这是对披露性报道的一次难得的表态,对我们鼓励极大。

在这次碰头会上我谈了下一步的设想:报道之后,不断有原太平洋大饭店的职工来陈述自己“辞职”的经历和打官司的遭遇,所涉时间最长的达六年左右。我们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开个座谈会,并请上海最好的律师一起来,要做好到法庭上去与太平洋大饭店说理的准备,不要对关起门来调查处理的结果抱有幻想。

115日下午14:00,新闻报、青年报、电视台三家媒体在广电大厦12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前来出席的有市总工会、市劳动局的相关部门领导及有关律师,主体发言是除七位女大学生外的十几位原太平洋大饭店职工。

我们还邀请太平洋大饭店工会主席出席。本来这或许是一次转变企业公关危机的沟通机会,但这家大饭店所谓“代表职工利益、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会头儿,也拒绝前来。

第二天,《新闻报》全文照登太平洋大饭店的声明,同时摘登了座谈会上这些太平洋大饭店原职工的陈述,他们分别来自这家大饭店的人力资源部、安保部、前台、厨房、客房、面包房、商务中心。

我们为七个大学生作证

太平洋大饭店原员工座谈同样遭遇

原饭店预定部人员:我原来是行李部的领班,那时候我充分领教了前台潘经理的粗暴。他经常无缘无故地用英语骂人,肆意打人。一次,潘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理由地惩罚我,让我脸朝着墙,鼻子一定要贴着墙,站了三小时。由于我的出色工作,我被升任预订部的助理经理,天天要从早上630工作到晚上1030,在我任助理经理时,他们把看不惯的前台经理的秘书调来作我的助手,面授机宜地让我在一个月内让她“走路”,我没这样做,就比这位小姐还要早地离开了饭店。当时,我还想和他们理论,但他们叫安保把我“押”到门外,抄了我的办公室,还让我赔出去年的红包和一些工钱共2000多元。至于他们的管理方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即不管违法不违法,员工都不许有“反抗”。

原饭店安保部门人员: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应聘安保工作,至于每个员工出门抄身的事,有探头监视着,只要漏抄一个人就会有上面打电话来质问,连女孩子的化妆包和内衣也不放过,如果搜出外币,就没收归饭店所有,多了一包餐巾纸也说是偷饭店的。包括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税务局、工商局前来检查工作的人出去都不可放过。

原饭店人力资源部人员:我在原来的单位赔了近一万元才进了饭店人力资源部工作,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就是有20多个中专毕业、技校抑或是高中毕业的学员在培训部接受培训。副总监让他们去一刻钟内洗完澡回来。我们都知道,这么多人一起洗澡起码半小时。于是副总监恶作剧似的笑着对旁人说:“下去看看。”浴室小、太挤,要几个人才能分到一个水龙头,有些员工实在没办法洗澡只能把头发湿一湿,都被其看到眼里,在检查这些员工是否洗过澡时,副总监盯住一个人道:“你是否洗过澡。”这个男孩子说洗了。这位副总监先生又饶有兴趣地问他:“你老家在哪里?”回答说广东。“那你一定会唱粤语歌,给我们唱一个。”那男孩还很小,很害怕。他又对旁人说:“你看他脚都发抖了。”那男孩只得唱了一首《吻别》,唱了一会儿这个男孩的眼泪一滴滴地滚下来,实在唱不下去了。他又问:“怎么又不唱了!”男孩说:“我胃疼。”副总监就说我们这里不要身体不好的人,罚他到外面站着。我看到这个学员的脸色灰白,流下了眼泪。当场就把这个男孩辞掉了。看了这一切,我知道,这不是正经的招聘,这在作弄人。

原商务中心人员:我从1993813日在太平洋工作,1995513日离开。当时我在商务中心工作。511日我到那里上中班被告知经理部门有规定,说一句中文罚10元,后来别人问我一份传真往哪里发,我说一句中文,就被通知罚款,而且第二天还要早一小时来上班。因为我这天身体不好,实在不想加班,就辞职了。在太平洋期间,我们时常会接到过失单被通知罚款,但无任何收据。只是这些措施都针对中国人,外国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辞职要交出上一年的红包?

原饭店客房部人员:“太平洋”是一个国中之国,总经理就是国王,99%的权力来自他,他的这种中央集权统治致使他下面的领导层不用他的方法管理也会被开除。财务总监就是其红人也是很有名的整人专家。一次我在规定时间、地点内抽烟,被他发现后使用很肮脏的英语骂人,收去了我的“名牌”要我罚20元。他们时常用很阴损的方法整人,且建立在他们的随心所欲之上,因为这些外国人认为凡是中国人都很蠢。这无疑在践踏我们的人权。

原饭店面包房人员:我在面包房工作,在这里经常受到主厨的性骚扰。有一次在电梯里,有三个外国厨师对着我指指点点,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知道他们笑我矮笑我瘦。有的外国人特意在女孩走过时拍一下,打一下,我们看到他们只好尽量躲着。有一次我们说好下班去烧烤被其听到了,到了下班时间,却被其叫去一个男孩子,说如果他想下班就要打开六听菠萝。男孩照办后,竟然要他把这六听菠萝全部吃完后才能下班。我觉得要解决这种情况,最重要应有一个真正的工会为我们说话。

原前台工作人员:我曾做过前台总监秘书,前台总监曾解释过太平洋大饭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员流动:“我们反正不怕,中国有的是人,在这里找十条狗很难,但要找100个人太容易了。”这句话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太平洋”开处罚单开除人不是根据人的表现,而是根据人数,人一多就想方设法开除几个。太平洋管理层认为既然上海有这么多的劳动力,那么用新人比用老员工便宜多了。

戴建平(上海市劳动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作为劳动部门,对此问题相当重视,组成了专门的调研小组,很快会有处理意见。这次座谈会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太平洋管理方法不科学。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劳动部门将从总体上对太平洋大饭店进行劳动监测。

田辉(上海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今天,总的心情很沉闷,但压抑中也很高兴,高兴的是大家能从弱者逐步到强者,就是从坏事变成了好事。

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用中文讲话,是哪一个奇怪的规定?讲中文要罚款在国际上闻所未闻,太看不起中国人了。不要忘记,太平洋大饭店是在中国的国土上。

大家都提到了同意科学管理,但不是苛刻的管理、残酷管理,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允许侮辱人格,甚至国格。搜身、搜包、体罚、辱骂、押金,在劳动法的32条和96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的。这不是中国独家的法律,是国际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要守法,经营者同样要守法。因此太平洋大饭店的事,讲得大要遵守我国的法律;讲得小,不能侮辱中国人的人格。

王秋月(上海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职工的保护还要靠工会组织。太平洋虽说有名义上的工会,但职工都感觉不到。通过这次新闻跟踪报道,带给我们的任务要对太平洋大饭店的工会加紧工作指导,要检查他们的工作,要进行调查。

龚谦礼(上海中发律师事务所):职工对于自己应有的权力应利用法律武器。中国人在中国国土上是以中国法律为依据的。对于大家遭受的不平等对待,我们律师事务所可以作为你们的坚强后盾,无偿为你们提供法律服务。

 

座谈会上,有一名太平洋大饭店的原职工悄悄对我说:以前在太平洋大饭店工作时,曾经看到劳动局的人在那里吃喝,我们告不赢的。他表示对打官司没有信心。就此,我在座谈会上劝这些受到侵害的人:在没有拿起法律武器之前,你们先不要说对法律没有信心。今天已经有律师在现场愿意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请你们在打完这场官司之后,再来评说法律有没有用吧。

这时,劳动局的顾坤生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三天内,劳动局对此事就会拿出一个说法。

后来正因为劳动局有了这个说法,事情才进入行政执法解决的层面,而没有走上法庭诉讼程序。现在想起来,这多少有些遗憾。民无常勇,亦无常怯,这些劳工在我们的劝说下,已经决心联手打一场公开的官司,而一场在全社会关注下结束“劳工全败无一胜䜣”的官司,是更能让劳工对中国的法律抱有信心的。

不过,退一步来说,无论此案最终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的,我都算完成了当初对七位女大学生的承诺,也打破了上海媒体不敢触碰此类案件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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