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曙光”采访回来，晚报的改版进入冲刺阶段。
从莫干山会议之后开始的改版策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提出思路到形成方案，我们一直忙到春节后。与此同时，晚报还制定了去江浙两省招聘记者的计划。之所以考虑去外地招聘，一是因为在上海要一下子挖到一批来了就能干活的采访熟手不容易；二是上海刚刚推出引进外地人才的《人才工作证》制度，正好为晚报去外地招聘提供了政策便利。像晚报这样去外地成批招聘记者，在上海新闻界还是首次。
本来，去外地招聘的工作由主编助理王沈利负责。他已经答应南京的接头人郭文才，第二天（正巧元宵节）赴宁，偏偏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临时通知，第二天要听取晚报班子对改版的汇报。反正招的都是记者，我又是晚报唯一采访部的主任，寿总临阵换将，让我负责第二天去南京招聘。他派了一辆车，还让我带上记者黄银龙一起去，调侃地说：“晚报出去招聘，派头总要有点的。”
这是一次速去速回的任务，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最复杂的人员筛选工作。出发前我打了个电话给在南京的郭文才：“明天晚上是元宵节，我想请南京各报有意来上海发展的记者吃饭。你帮我找符合如下条件的记者来：一、家不在南京而在地县甚至农村的；二、在南京报业已经干了两年以上的；三、年龄不超过27岁的。”
这三个看似很简单的条件，其实有独特的内涵：家在地县甚至农村的年轻人，能够在南京这个报业竞争白热化的省城立足两年，应该是有实力的记者；而年龄27岁以下的大都没有家庭牵绊，有着“四海为家，闯荡天下”的抱负。
2001年2月7日晚上，在酒桌上，我对赴宴的年轻人介绍了晚报改版、上海推出“人才居住证”政策等情况，强调在座的若有意可在10天内将自荐材料寄到上海。介绍完后，我与他们一一碰杯共庆元宵节快乐。
10天后，我在收到的材料中选了9份推荐给领导。因为早在元宵节那晚与这些年轻人的一一碰杯中，我已经通过他们的神态语言和动作有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2001年2月14日是情人节，我如法炮制再赴杭州招聘。在杭州招聘时我有一个体会，浙江山水秀丽地方富庶，年轻人性情飘逸休闲，对到上海来闯荡的欲望不像江苏年轻人那样强烈。尽管如此，我还是招来了两位很有才华的年轻记者，其中包括东悦杭读研时的同学赵毅。
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赵毅，是因为裘总一听晚报又招了一名浙大新闻系的应届研究生，觉得人才结构重复，不想要。赵毅得知后，当天就想回杭州。我对他说：“既然来了，跟我们一起去莫干山，与裘总见个面再说吧。”
晚报改版启动时，再来莫干山还愿，这是裘总去年11月晚报采访部去莫干山开业务研讨会时定下的。2001年2月底，晚报的改版方案通过，人马也已到位，裘总兑现了再跟我们一起上莫干山的承诺。这次在莫干山，一是宣布晚报改版方案，二是裘总对晚报新进采编人员进行新闻纪律的培训。果然不出所料，当裘总看到赵毅后，立马就对这个精干的帅小伙有了好感。
晚报采访部一下子多了11名年轻人，在报社大楼进进出出，充满了活力。晨报副主编顾伟露出一脸的羡慕，一个劲地问我：“哪里招来的这些帅哥靓妹？”连《新闻报》管人事的干部也问我：“你怎么选的？”我乐得合不拢嘴，回答她：“我用的是野路子，非正规的，不值得推广。”
晚报采访部一下子扩大到23名记者，成为一个大部。我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过渡,按一般规律，任何单位如果有某个部门突然“独大”，必然会酝酿新的变动。
尽管明知这是一次过渡，作为部主任，我还是必须根据自己理想中的新闻理念，安排好23名记者的工作。我设置了热线组、经济组、党政组三大块。热线组是无条线记者，主要任务是应对突发事件和采访市民投诉；经济组打破传统的条线，按商品、资金、劳动力、房地产、技术、信息、服务等市场要素划分条线；党政组以政府机构与执法机构为主，在报道上以“城市管理、生存环境、社会治安”为重点，以“法、情、理”为思路。虽然这样的尝试还很不成熟，而且也不过就是一个多月时间的过渡，但这些对业务的追求影响了新来的记者。在他们后来成为《新闻晚报》的部主任及中坚力量后，只要遇到重大新闻题材的策划和操作，与我彼此会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和共鸣。
我曾经说过自己要做一名懂网络、会摄影、能开车的全功能记者。进入21世纪的记者，必须会驾驭最先进的科技传播手段，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我对新颖的采访器材一向非常重视。现在作为一个部主任，我想将整个采访部都装备起来。在报社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我发动记者寻找赞助并拿出部门基金，添置了两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和四架“海鸥”牌数码相机，还有一架“索尼”的DIGITALMAVICA型号数码相机。不知道大家看到过这样的相机吗？它可以拍摄1280×960尺寸的照片，大小约200KB。有意思的是它的储存介质为电脑三寸盘，这种容量只有1.44MB的软盘最多只能储存六七张图片。2001年9月底，寿总派我去马来西亚采访一个亚太地区的高尔夫球赛，我就带着这架相机，包里为它准备了两大盒三寸盘。当然，我还必须带上笨重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每天将三寸盘里的图片移存到电脑上，以便第二天还能有足够的储存盘好用。至于采访用车，我们也积极想办法。曾有一家企业愿意拿车来换广告，但涉及到车的产权问题，这不是部门能做的事，报告打到报社，最后因种种原因没有批下来。没有一辆热线采访车，当时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支采访队伍的，因为部门里原来的“留守”记者年龄偏老，而新进记者以外地为主，不熟悉上海。有人担心这些“老的、少的、上海的、外地的”杂牌军承当不起艰巨的采访任务，也很难磨合在一起。我却对此充满信心，心情十分愉悦。一次部门里有一位“老刺头”又为一件小事亮起大嗓门“骂山门”，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当心身体健康。”他朝我眼珠一瞪：“你什么意思？”我笑着说：“不管谁和我吵架，一转脸我就忘了，但我要是和你吵起来，恐怕你得生气两个月，这对身体不好。”部门里年轻人听到都笑起来，“老刺头”不再言语。
其实，无论“老的少的上海的外地的”，都各有长短。有些人喜欢吹毛求疵，甚至在正式会议上也把不同人群的短处作为一个话题来谈。而我则只对事不对人，从来不喜欢分什么“老的少的上海的外地的”。如果说作为部主任一定要面对人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喜欢去发现不同人群带来的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层次所具有的不同特色，从而扬长避短，促使不同文化和特色慢慢在部门里交融，渐渐形成温暖、明朗、诚朴、FRESH、独特的部门小环境。
从2000年6月到2001年4月，我在晚报唯一的采访部担任了10个月的主任，经历了晚报被称之为“留守”的这一艰难时期，欣喜地看到晚报从7名记者扩充为23名记者。我想起了寿总的那句预言：“只要框架还在，什么都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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