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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不吃回头草(新闻职场告白47)  

2016-08-08 21:49:29|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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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离开《上海商报》已经整整三年。突然有一天,《上海商报》的孙总编通过他人约我见面吃饭。

我是个忘性很大的人,既然与K大师的律师、碧纯水战对立方的辩护人都能成为朋友,那么,与老单位的老总更不会有什么记在心里的芥蒂,于是欣然赴约。

饭桌上就我们俩人,先聊了一下老单位的情况:仍是一周两期四版,已经远远不能与日出16版的《新闻报》相比了。然后孙总编说了约我见面的主要意思:“报社里的人都说你是纯搞业务的,大家欢迎你回来。我想,在合适的时候可以考虑做业务副总,就当这三年是报社送你出去培训了。”

我一时心动,倒不是在乎做什么副总,而是孙总编一改过去的态度,表现出对搞业务的重视,这让我产生了好感,再说我毕竟对老单位的发展还相当关心。尽管《上海商报》三年来止步不前,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只要思路对头,任何时候都有重新崛起的机会。

没想到,紧接着他话题一转,说起现在与副总的矛盾。所谓现在的副总,三年前是采访部主任,尽管在业务上同当时我这个编辑部主任有过分歧,但私下里我们是棋友,这点别人并不太了解。这让我有些纳闷,不会是孙总编想让我去顶替掉现任的副总吧?想到此,我的记性上来了,当年那个顶替我来当编辑部主任的人,可能也是这样私下里见的面?三年前离开《上海商报》时,孙总编那句“业务我搞不过你,但搞政治我比你行”的自我炫耀似乎又响在耳边。我开始的热心由此一下变凉。

世上人与人的合作,因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截然不同。各怀私利的,其始相助,后必相恶;志同道合的,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我无法确认《上海商报》至今是否还陷在搞内斗的“政治”中,但他对现任副总从当初的交好到现在的怨责,令我对将来与其能否相处感到难以把握,接下去的话题我再也提不起兴趣了。

人云好马不吃回头草,即使我不是好马,也不会回头吃这团乱草。我想找个理由:“我刚买房,每月要还贷……”话没说完,孙总编接口说:“这没什么,买房的钱可以由报社出,当副总还可以配车。”

为避免尴尬,我不想再换个理由,便接着问:“你现在月薪多少?”他答:“二千八百多元。”我说:“我现在月收入是一万多元(当然包括我的兼职和专版广告提成)。”

孙总编无语。

1997年时房价不贵,我买了一套将近90平米的房,总价不过22万多元。贷款10万元,每月还贷才1000来元,那只不过是我月收入的零头,而回到《上海商报》,每月还贷将是我月收入的一半。我不得不用很世俗的方法,婉谢了他的邀请。

其实心里真正的想法是:远离内斗“政治”,就是远离职场苦恼。正像诗经《硕鼠》所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我理想中的这片乐土,是能让我尽心尽力钻研业务、放手做事的地方。

现在想起来,我十分庆幸没有再回到那里。充满计谋和手段的地方,对一个纯搞业务的人来说就像无形的牢笼,生命将被毫无意义地折腾而难有建树。

 

1997年,是我取得新闻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第5个年头,按规定我申报了新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主任编辑的任职资格,通过了全国职称英语B级统考。在申报材料中,我拿出6个新闻奖项:

电视纪录片《大桥交响》1994年获得“首届中国纪录片展示赛”二等奖。

同上海《青年报》记者程蔚合作的《七女生败走“太平洋”》,由上海《青年报》申报,在1996年先后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五四新闻奖”一等奖、“第六届全国青年报好新闻竞赛”二等奖、“上海新闻奖”三等奖。

《浙江人出尽风头 上海人囊涩气短》1993年获得“全国商业好新闻”三等奖。

《市场进入黄金时期 生产却在步人后尘  上海家具工业亟待大跨越》1994年获“第七届中国经济新闻奖”三等奖。

在报社初评阶段,评委会一名工作人员私下里对我说:“大家感到很吃惊,你的得奖作品怎么没有一篇是在《新闻报》产生的?凭你拿到的这几项奖,应该可以破格申报了。”

我笑笑,因为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进《新闻报》三年多,我经常一个星期只去一次报社,大部分时间都忙在外面,只认识这家报社不到一半的人。古人云: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都不会放弃对新闻业务的追求,甚至投入了加倍的努力。6个新闻奖都没有在《新闻报》产生,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客观环境如此。我很高兴生存在和同事没有竞争,没有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环境下,并不想因这些新闻奖而获得“破格”的回报,继续保持低调做人,这是一种很舒适很愉快的状态。

19986月,如愿通过副高职称的评定,对此我十分满足,因为《新闻报》当时有资格申报副高的人达30来名,最后只通过3名。

记得深度报道部主任沈沪飞后来与我私下里聊天:“到《新闻报》这几年,真没耽误你,票子、房子、职称,都有了。”听了这话我觉得很愧疚:她在报社的运转中心,整天为大家忙,个人得到的太少;我在报社的边缘,整天为自己忙,个人得到的太多了点。

怀着这种愧疚,我还想为部门奖金多做点贡献。19986月,我向报社领导提交了一份创办《知识经济》专版的方案。这是我浏览了大量有关知识经济的资料后提出的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为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为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向知识型企业的发展、为各类专家和发明者与生产一线的结合,打造一个公开的信息交流平台。

我依然想套用前两个专版的路子,首先建立“上海市知识经济沙龙”,牵线搭桥,让各方专家定期聚会,为企业解决疑难杂症。同时也详细列出了专版的各个小栏目。

这天,余建华总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余总编:“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45岁。”

余总编:“你手头现在有多少事?”

我:“《商与法》、《调剂市场》、《展览天地》三个专版。”

余总编:“听说你还在帮电视台策划节目?”

我:“是的,为电视台《智力大冲浪》节目策划撰稿。”我坦率地承认。我的名字每周都公开打在这档节目的片尾,想必余总编也都看到。

余总编:“那你还有精力再开新的专版?”

我:“两个创收的专版都有专业团队在具体操作,再说我精力还好,增开一个专版问题不大。”

余总编笑了,他说:“市里对《新闻报》的去向或许有新的安排,你的方案留在这里以后再说。”

时隔不久,上海成立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上任的副总中有一位是原卢湾区组织部副部长,在我为卢湾区策划党建片时相互熟识。他把我在报纸开《知识经济》专版的方案拿去看后对我说:“如果《新闻报》开辟专版,可以用单位会员的身份加入服务中心,中介费是2‰。”

我遗憾地告诉他:“由于报社即将有变动,这个方案已经搁置。”

他沉思一会儿说:“你离开新闻单位,到服务中心来吧,我们需要你把这个方案通过与其他媒体的合作进行下去。”

我婉拒了他的邀请。

在《新闻报》搞创收专版的三年中,曾有好几家企业想聘我为顾问或副总,我都婉拒了。同样,现在无论《新闻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无论我在这个变化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会离开新闻这个行当,我认定自己一辈子只适合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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