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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铁头碰铜头(新闻职场告白66)  

2016-09-02 16:30:48|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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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头碰铜头”,有时被人用来形容对峙双方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不过,这里说的不是较量厮杀场面的热闹,而是指在上海真的发现了一铁一铜的雕像,长得一模一样,活像一对双胞胎。

故事先从铁像开始。锦江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程焕坤得知上海灯具铸造厂有意出租场地,去该厂看地形时,从墙边的一个垃圾堆里发现一尊一人高的雷锋铁像。和雷锋同龄、又曾在同一个军区服役的程总没看中出租场地,却向这家厂要走了雷锋铁像。程总想把这尊雷锋像赠送给社会,但是给谁好呢?200331日,新闻晚报发表了刘昕的《“战士雷锋”在哪安家?》一文。

文章见报后,读者热线铃声不断,大家纷纷对雷锋像安放在哪里提出了建议。同时也引出了铁像的第二个故事:这尊铁像原来是200多名工人捐铸的。原上海灯具铸造厂陈俊杰师傅看了报道后,兴奋地打电话告诉记者:“我是当初参与铸铁像造型的,那尊铸铁像是我们职工自己捐铸的。”陈师傅说,当年,上海灯具铸造厂接受了长风公园的委托,铸造一尊“雷锋”铜像。厂里觉得这个雷锋像的造型很好,想再塑一尊放在本厂。倡议一出,200多名职工纷纷把家里的废铜烂铁拿到厂里,凑齐了1.5吨铸铁像的原料,由职工在业余时间铸成了雷锋铁像。

新闻晚报在紧接着报道工人捐铸雷锋铁像的故事后,又引出了第三个故事:那尊现在长风公园,与铁像在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铜像,是由原上海手工业局12万名团员青年,捐赠了6.8吨杂铜铸成的。当年策划捐铸活动的原手工业局团委组织部部长程玮看到了报道,向本报介绍说:铜,都是团员从家里拿来的。10万多把废旧的铜钥匙,上万只铜锁具,还有铜盆、铜笔帽……其中数万枚古钱币还惊动了博物馆。程玮略带遗憾地说:“我们最初想把铜像安放在南京路,但没有成功,只好选择了长风公园1号门附近的一块绿地。”

程玮很多年没有去长风公园了,看了报道后,他特地去长风公园看雷锋像,在现场突然提出了第四个带有悬念的故事。他说那尊铜像原有一座3米高的基座,基座下埋藏着见证:一个50厘米见方的、装有12万名团员名单的有机玻璃盒子。程玮没找到基座的痕迹,他遗憾地问:“不知道那个盒子还在不在?”

指挥去年改造长风公园雷锋基地的龚先生对此感到很惊讶:“下面还有盒子吗?”他对记者说:“改造后的教育基地,还是将雷锋铜像放在原来基座的位置上,但在敲掉基座的时候,并没有注意下面是否有盒子。”

第五个故事是解开盒子还在不在这个悬念。新闻晚报特地请去年重建雷锋基地的承办各方,还有四个故事中的各方来报社开座谈会。在重建承办方带来的图片前,经程玮指认,新建的雷锋墙在原来雷锋基座的基槽上,盒子还压在雷锋墙的下面。悬念解开,大家舒了口气:“盒子还在就好。”这时,程玮又说:“其实,盒子里除了名单,还有几个团员青年的秘密。”什么秘密?程玮也说不清楚。看来,只能等待将来再揭晓这个秘密,去续第六个故事了。

不,或许那是第七个故事,因为第六个故事已经在一年后的34日产生:

在废墟中找到的那尊铁像——“雷锋弟弟”,经本报牵线,一年后找到了落脚地——浦东新区少年宫的门前绿地。这对雷锋“双胞胎”,一铜一铁,活泼微笑,在浦东浦西遥相对应,给上海留下了一段佳话。

像这种连续几天随着情节不断发展,最后组成连环画似的城市故事报道,在上海是并不多见的。

 

现在,让我来说说真的“铁头碰铜头”吧。

就像我在“厕所地图起风波”一章中指出那样,新的采访思路和操作方式有时会引发来自外部的争论与风波,而在实践中,也免不了会引起内部的抵触和对抗。

早在2002年年底开始筹划“读者热线”全方位改造时,我们就打算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组织一场打假活动,来验证新的“读者热线”是否改造成功。

20032月,拟定了《“3.15打假特别活动”计划》。活动的口号是:让我们传递诚信;时间为15天,从200335日至19日。

打假的重点随着近年来的市场变化,将由过去假冒伪劣商品为主,转到假冒欺骗行为为主。即对有悖于诚信的所有经营行为进行曝光监督,包括假证件、假培训班、假招聘、假房产中介、假婚姻介绍、做假账、盗版等等。

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将打假特别行动分成待命行动、举报有奖、异地联手、投诉直通车、打假网上谈、志愿者上街铲假等六项子活动。针对以上六项子活动,部门所有12名成员都进行了周密的分工。

再好的计划也要靠人去执行,没有人的积极性,所有行动的结果只有一个:失败。十分不幸,我碰到了这么一个记者;但也可以说十分幸运,我只碰到这么一个记者,并没有花多少力气就加以制止了,令其未足以影响到社会新闻部打假计划的正常运行。

35日,打假特别活动的第一天。在前一天晚上,部门开会布置工作,记者Y的任务是第二天一早去浦东的咨询现场采访。当第二天所有记者都早早奔赴各自的采访现场时,只有他没到位。搭档的记者打电话过去,发觉他在家里睡觉。那天,他是部门里唯一不出稿件的记者。

干新闻这一行的人一般比较直率,对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稿件差错还是采访不力,都会当场不客气地指出和纠正。就拿社会新闻部每周一次的评报会来说吧,一是条线漏稿追责,二是新闻策划比较,三是反省报道缺憾,从来都是非常严厉的。

我当天找记者Y谈话,他强调睡过头了,并说:“后来去现场了,没什么好写的。”

其实,自去年下半年以来,Y经常缺席部门规定的一周两次业务会,有时连着几周不来,多次用“闹钟不响”、“和朋友喝酒”来搪塞。即使参加会议,他也是躺在沙发上,拿着报纸从头看到尾,令部门同仁为之侧目。

读者热线改造后,部门要求记者每天留意张贴的线索,Y也从不主动领取线索采访。当我分配给他线索后,他却转手让他人去采访。

Y不喜欢社会新闻的采访,而喜欢向其它部门发些为企业写的“软文”。接到其他部门反映后,我与他个别谈过心,他承认因“杂事”影响了正常工作,却将这一切解释是“为了挣钱”。

由于Y不在状态,以至于他跑的条线中有多家单位,如铁路公安、消防、动物园等向部门提出调换对口记者。

去年101日,浦东举办10万人长跑活动,长假后他来报社上班,在浦东政府网站上扒下文字,脑筋也不动,只将文中时间改为“昨天”就发了稿。106日此文见报后,许多读者来电质问。按惯例,发生这样的报道失误是应该由当事记者写出书面检查的,他听到这个要求后反问我:“这么点小事也要书面写出来?”我想只要他能以此为鉴,不写检查也就算了,便没有坚持。

古人云:今日养痈,必有成溃之时。人的惰性决定了任何团队如果有一人可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任性而得不到制止的话,那么就可能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人跟风。到那时,社会新闻部就会形成以不出席会议为酷,不采访写稿为荣的死局。今天,逼得我不得不把话向Y谈透了:“在部门统一安排集体采访中,不管记者个人觉得有没有好写的东西,都必须动作到位。你没能按规定时间到位采访,要作出检查。”

Y:“我从来就不写检查的。”

我:“那你停下手头工作,学学如何写检查。”

Y:“你这是压制人才,不利于报社发展。”

我平和但清晰地告诉他:“即使你是人才,你的行为已经成为社会新闻部前进的拦路石。”

Y:“?”也许他从来没听到有人对他的这种评价,一时楞住。

是的,因为评价很低,所以要求也不高,我接着说:“你必须改变自己,起码做到准时参加部门规定的业务会议。”

铁头碰铜头,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他去找报社领导,出来后即对其他记者说:他要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天晚上,他没有出席社会新闻部例行的业务会议。

Y的调动在当时并非没有可能。还记得几个月前关于“晚报班子要不要动”的话题吗?晚报确有一些“年轻精英”参与了“改变领导班子”的酝酿,当时我曾提醒过身边的年轻人:“不要参与非业务性质的小圈子,业务是立身之本。”我担心刚进报社的年轻人,不知人际关系的深浅,也毫无办公室政治的经验,会成为被利用的牺牲品,太不值了。而Y,在经历了所谓“大事”的酝酿后,已经没有在社会新闻部做好采访业务的平静心态。尤其是同我这样带着一个“垃圾筒”部门的“老男人”基本无话,在他眼里,即使闹僵了,换一个部门并非难事,也是一件值得的事。

我知道,一部分“精英”小圈子的业务观点,与社会新闻部“为百姓呼吁,走低端市场”的路子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很酷,有很多时髦概念,对人事和权力变动充满兴趣,也得到一些领导的欣赏。不过,Y在社会新闻部却孤掌难鸣,如果Y不改变自己,不努力融入社会新闻部这个团队,甚至连表面形式上的融入也不要了,那就必然产生碰撞。而我,恰恰是一个很经得住碰撞的人。

人员调动,报社领导是要来征询部主任意见的。我只提了一个意见:社会新闻部是采访最艰苦的部门,假如每个人都可以用消极怠工的办法,来达到调换部门的目的,那么,社会新闻部将溃不成军,整个部门将不再有良好的风气,我也无法再来带领这个部门。我“将了一军”:不如把我也调到Y想去的部门,让愿意接收Y的部主任与我来个对换?

任何一个空间,都有相互制约的因素,关键的时候,起主导作用的往往并不是小圈子。即使有想把Y调入自己部门的部主任,也不会像一个傻瓜那样去挑战大圈子的制约,将自己陷于不利的处境。

Y调动部门最终没有成功,写了一张请假条,一个多月没来上班,然后离开了报社。

 

Y这位“人才”的离去,不仅没有使晚报社会新闻部的这次打假活动打折扣,反而取得了预想的成功。整个打假特别活动验证了“读者热线”在改造后,在内部流程上更加迅速规范,在社会互动上更加具有渗透力。

就说这次打假活动的成果吧:社会新闻部“三把尖刀”之一丁昌华,接到本市一对下岗夫妇的投诉电话,称自己在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买二手小面包车,谁知钱付掉后却被告知,这辆车已被封存不能过户,4000元中介费被退了回来,但3万元转让费却打了水漂。丁昌华顺藤摸瓜穷追不舍,不仅帮受骗者拿到了由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先行垫付的3万元现金,还查出挂名在上海蒙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的问题车有6辆,从而揭示了机动车在交易和交费上的种种陷阱。被偷挂名义的蒙达公司老总为此专程来到本报,向全社会设立机动车非法偷挂的举报奖。丁昌华采写的这篇《3万元引出6辆偷挂车 蒙达公司怒设“举报奖”》,获得部门颁发的“打假好新闻一等奖”。

另外还有《4台空调3台不制热》、《冒牌灯箱高高挂》等两篇获部门二等奖;《降费AD卡是骗局》、《隐形龙藏不住了》、《收了中介费没房看》等三篇获部门三等奖。

可以说,经历了这次抵触与对抗,社会新闻部以后一系列的大型采访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需要让我费心叮嘱和担心不顺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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