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捂着耳朵调拨电台讯号的倪智刚开玩笑：“最好下一年！”
大家轰他：“放你妈的屁！”
那些日子，每天吃黑馒头和南瓜汤，人没吃饱但屁却不少。
话音未落，队长来了，叫大家出工。
大家无精打采地向地里走去。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也跟着我们一起下地，看到知青都耷拉着脑袋，心里很不满意。
一路上他向我介绍其它生产队的新知青如何排队上工，如何精神饱满。最后，他对我说：“你做事太……”
什么呢？他没往下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没有魄力，没有朝气。
我不吭声，对郭木森的评价感到很失望，我没想到这样一个老实的农民也会喜欢虚浮的形式。我对排队喊口号上工的做法从心底里就不以为然，插队就是插队，弄得像军队一样，要么是幼稚，要么是显大眼，能坚持几天呢？
一边干着活，一边心情不好，偏偏这时队长又对我说：“国明个子不小，但干活挺没劲儿的。”
国明这些天来闷声不响的，这时正好和我并排干活，听到了。
他说：“我怎么肚子一饿，干活就感到头晕？”
我想安慰他，但不知道说什么好。想起那晚电线被拉掉的事，就问他：“哦，那天晚上你想对我说什么？”
他闷了好长时间，说：“唉，不说了吧。不管什么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今后一直都是革命的，要准备自己走向反面。”
我说：“不至于吧。”我知道他在知青点班子落选之后相当消沉，但一直不知怎么劝慰他。
国明对我的回答显然感到不满意，冷冷地说：“光嘴上讲革命有什么用？要看实际呀。”
可是，实际又是什么呢？我只是感到肚子又饿了。
节食已经一个星期了。
我们从来没想到下乡种粮的人也要定量吃粮。
老乡一个月定60斤，知青一个月定40斤，可是干这么累的活，又在长身体，女知青一个月40斤基本够了，但男知青二十天就吃完了定量，每个月都要向食堂借粮20斤左右。老知青来了一年，稀里糊涂吃了一年，到新知青来后，把账一算，食堂亏了好几千斤粮。
估计这不是一个知青点的问题，所以省里、地区、县里最近一个文接着一个文下发，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粮食制度。
知青点食堂只好张贴告示：本月起大家用完手中的粮票后，不得再借粮。
施卫疆带头执行，尽管他个头大，一顿能吃8个馒头，但现在他每天早上两个馒头，中午两个馒头，晚上只喝一碗粥，再加两碗汤。
食堂已经把馒头做的小得不能再小；里面还有大量的麸子，很黑很黏，粗糙难嚥。
那汤本来就是酱油汤，知青把它称作“玻璃汤”，像玻璃一样的汤，里面还能有什么呢？
我也跟着节食，早中饭只吃两只馒头，晚上喝粥。开始几天真饿得够呛，后来好像能忍受了。
这个月，我拿到40斤粮票后，还了上个月借的10斤，每天控制在8两以内，估计应该可以撑得下去。
很多男知青也和我们一样，开始节食。
那天夜里，高朗出门解手，见老乡周大爷扛着锹，手里拎了一只大白鹅向江边走去。
高朗悄悄跟在后面，看到周大爷把那只大白鹅埋在了江边的沙滩里。
高朗兴奋地跑回知青点，压低嗓音告诉大家：“今晚好开荤了！”
大家兴奋地竖起耳朵，听他讲刚才的发现。
听完后倪智刚产生了疑问：“不会是病死的吧？能吃的话，周大爷怎么会扔呢？”
疑问归疑问，只是下乡四个月了，还没有吃过一次肉，实在不甘心这肉就这么埋掉。
大家实在顶不住肉的诱惑，一听这话，也不问就里，一起张罗着去江边把鹅偷偷地刨了出来。
毕竟吃的是老乡扔掉的死鹅，知青怕被老乡知道后看不起，说城里人比乡下人还埋汰。摘毛、洗净、下锅……一切都干得十分秘密。
一只用白水煮煮的病鹅，就成了我们下乡四个月后的第一次开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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