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理应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一年劳动兑现成现金,每个人都想着怎么花这些钱呢。
队部门口一早就挤满了人,会计坐在门口点名,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前到一旁的出纳员那儿领钱。
那年分红是一工1元5角。
农村的分红方法很简单。一年四季按农忙和农闲规定了不同的工分分值。农忙时,一工12分,农闲时,一工才8分,一年平均下来,每工大约是10分。
此外,生产队还要对每一个劳动力进行评等,评为一等工每工拿的是满分,评为二等工每工要少1分,以此类推,评出四个等级。
所以,每季度的一次评工分大家是很认真的,为评工分有时还会闹出一点不开心的事。
下乡第一年,我被评上了二等工,算不错的了,有不少男知青评的是三等工。女知青评上三等工就算好的,一般被评为四等工。
当地社员是按每户来分红的。这家人几个劳力,一年共挣了多少工分,乘以1元5角,再扣去分粮分菜和换季预支,剩下的就直接给现金。
“老杜,2730元!”老杜是杜义田他爸,他家里男劳力多,分得钱也多。
“老牛,1220元!”老牛家就他、儿子和老婆,两个半劳力,也算是出工多的了。
“曹士英,240元!”这家夫妻俩,出工也不少,但家里有三个孩子,平时向队里预支多,扣得也多,年底分红就少。
“……”
轮到知青,是一人一报。
我分到了278元,因为是四月中旬才干活,才干了240来天,又是二等工,扣去预支和来年口粮的钱,拿这点也算不错了,实际上要比在农场知青拿的工资还多那么一点。
应该说,得感谢爹妈给了自己一副好身体,风里来雨里去的,再苦再累,也没得过什么病。有的知青得了胃病、关节炎,或者感冒伤风的,出工少了,年底分红自然也少。
尤其有两个女知青,平时身体不好,不仅出工少,预支也多,会计报到她们的名字时,报出的数,竟然是倒欠生产队10几元钱。
晚上,在女知青宿舍里,这两人哭了。
一个女知青哭着说:“妈妈呀,你来看看我呀!”
周围的六七个女知青听了也一同哭了起来。
男知青听到女知青的哭声,也都忧上心头。
今年起,生产队将搞定额记酬,工分的多少,取决你实际干了多少来计算,比如叠稻埂要量出多少米,刨粪要量出多少立方米,铲地要算出多少垅……这不光引起女知青的普遍担心,也让男知青对未来的生产劳动感到心中没底。
有的老乡就说过:“搞定额管理,这些知青就等着瞧吧!”
仅仅一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还在耳边回响,但是现在,如何在农村生存下去却成了知青担忧的最基本问题了。
知青点的骨干学习小组为此也争论了很长时间:定额管理是进步还是倒退?没人能讲得清楚,最后大家比较同意说法是:“现在的倒退是为了将来的前进”。
这种争论在当时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因为没有人能阻挡定额管理的实施,这是全国在人民公社普遍推行的措施。
定额管理已经实施六七天了,男知青回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能超过规定的定额。”
还有的男知青直接对食堂说:“多烧点饭,定额管理后大家饭量要增加了。”
女知青有点郁闷,因为一年四季的农村活,别的都还差别不大,就是现在冬季的刨粪,要抡大镐,女的明显吃亏。
我发觉,由于农民是一家人出来干活,即便不是一家人,也大多有亲戚关系,他们在刨粪时,自然而然地组成了男女搭配的“互助组”,而上海知青无论男女都是“单干”。
知青学习小组针对这个情况提出:知青也要搞“互助组”,搞“男女搭配”。得到了知青骨干的响应,他们先“互助”了起来。
刨粪的工地上,重新响起了知青的笑声。
男知青抡镐刨大块,女知青就把刨下的大粪块码成方形,然后把刨下的碎粪块用铁锹装进方形里,以便记分员来量立方米。
何雨琴看云龙刨了一身汗,汗气在球衣上结了一层霜,就对他说:“歇一会吧。”
云龙正刨得来劲,说:“等一会儿歇,你听这声音,肯定是个大块。”
小莎、秀慧等一帮当地女青年在一旁听了,羡慕地说:“多好呀!这些知青,都一对对的,就在这嘎哒成家吧!”
男知青傻傻地笑了,女知青嗔骂她们:“去你的,要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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