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大亮,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弟妹们在小房间里把头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看不到,便竖起耳朵听。
父亲也挤在他们中间,正向他们解说:“看,它们有的白,有的黑,这黑的就是吸了血的。”
弟妹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父亲又说:“它们长在衣服的缝隙里,要用开水泡才能消灭。”
我知道了,他们正在看我从几千里外带回来的虱子。
昨天,去浴室洗澡后,脏衣服拿回来洗了。但今天早上母亲发现了上面有虱子,又重新把这些衣服用开水泡烫一遍。
父亲就从我的衣服上捉了一些虱子,包在纸里,拿进屋给弟妹们看,让他们见识见识。
弟妹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个个睁大了眼睛。
我偷偷地笑了,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父亲熟悉虱子,说明他在战争年代也一定有过虱子。
俗话说:“穷生虱子富生疮”,也有说:“脏生虱子懒生疮”。那个年代,农村既穷又脏,好像没有人不生虱子的。父亲也一定生过,所以他对虱子的黑白能解释得这么清楚。
估计第一只虱子是老乡传给我们的。
劳作之余,有的老乡会在地营子里倚墙而坐,脱下外衣,捻来虱子,将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摁,“哔”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皮和血。
和老乡挤在一辆马车上去出工,也经常可以看见身边老乡的脖子里爬着一只虱子。风一吹,那虱子随时都会掉到你的衣服上。
我们上海知青算得要干净的了,下乡第一个春夏,没有虱子。到了冬天,却不得不和虱子结下了缘。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每天劳动大汗淋漓回来,顶多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用水擦一遍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做不到天天换洗,这就容易招来虱子。
要想洗个澡是极不方便的。下乡第一个春节前,我洗过一回,在生产队烧猪食的铁锅里。只有这个铁锅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可以坐得下人。我先把铁锅洗干净,放上水,垫上砖,等水烧热了,脱光了坐在砖上洗澡。
只要有一个知青从老乡那儿传来了虱子,那个虱子就会一往无前,传播到每个知青身上,因为知青住的是大通炕。
我与虱子结缘时,一开始还有点痒,后来也不觉得了。真所谓“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冬天我是不敢穿毛衣的,因为过不了多久,毛衣的每一个缝隙里都会藏着虱子!看得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不过,我们传的都是体虱,不像邵子昂,还得过头虱,害得男知青一律剃了光头,恐怕被传上。
女作家张爱玲17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让我用张爱玲的这句话反过来调侃一下自己吧:“爬满了虱子的衣袍,包裹着依然可以是华美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我的弟妹们不知虱子为何物,他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有被虱子骚扰、叮咬之苦的记忆。
回上海已经十天了,每天都挺晚睡觉,也许今天睡早了一点,不像平时那样头一粘枕头就梦见火车轰鸣的车轮声。
窗外传来阵阵大轮船的鸣叫声,它们在黄浦江里夜航。
我眼睛闭着,心里醒着。大街上汽车来住的喧闹早已消失,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声,这铃声清脆地敲打着满天星斗;铃声远去,能听到家里闹钟的滴嗒声,让人感觉到夜的寂静。
这些天做了些什么呢?
去留守知青的家走访,与回沪探亲知青相聚高淡阔论,然后相约逛南京路、豫园、外滩,去西郊公园拍照。
今天,我和云龙去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边境居民证借来书,在安静的阅览大厅里坐了半天,然后去下面的人民公园里散步,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时路过学校,进去看了一下,呒啥变化。
工宣队还没撤,几位师傅很会客套应酬。当年送我们一路去下乡的丁师傅也还在,他正在下象棋,却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没给我们回信是因为工作忙。
我手指棋盘问:“难道这个时间不能利用来给知青写封信吗?”
他连忙应酬:“嘿嘿,这宝贵意见,接受,接受!”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把学生送下乡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又一批快要毕业的学生再送下乡,如此而已。
我不想苛求他们一直把我们挂在心头,只是不习惯他们虚假应酬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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