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水库大部队回队的当天晚上,听说牛大爷母亲生病了,我和蔡景行一起去探望。
一进屋,见牛大爷的母亲在炕上躺着,并无大碍,见我们还打了个招呼。
牛大爷坐在炕尾,抱着家中那条大黄狗。
我很少见老乡在家中抱着狗的,问他:“这狗怎么了?”
牛大爷说:“它倒是没什么,但有人说我妈病了是这条大黄狗每天晚上叫的原因,要我赶紧把这狗杀了,否则会要人命的,我才不信这套呢!”
他摸着大黄狗的头,向我一一摆乎这狗的优点:它不馋,从不吃小鸭小鸡,连队上杀猪时搁在一边的猪肉也从来不碰。还机灵,能逮黄鼠狼,去年冬天,和老贾头家的狗一起,把一只黄鼠狼撕成了两半。
说着说着,他眯起眼笑了,一脸的怜爱。
他母亲也笑了:“人老了病多,这关狗什么事呀!”她换了一个话题,对我说:“你当队长呀,要哄着点社员,甭让别人说你有偏心。”
我问:“说我偏心谁?”
牛大爷抢过话头:“那还用问,说你偏心知青呗。”
我笑了对他说:“我看你还偏心知青呢。”
牛大爷:“知青大老远从上海来咱这穷地方,爹妈又不在身边,多可怜,咱尽点力帮着点也应该呀。”
刚下乡时,我们才十六七岁,被老乡关心了四五年。现在我们已经20出头,当了队长、队委,当了这个生产队一大半的家,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尽管在牛大爷的眼里,我们还是当年刚下乡时应该呵护的孩子,其实,真的应该是我们来关心老乡的时候了。
出门,蔡景行对我说:“连不出门的老太太都听到说你偏心知青的话了,这可是有人故意四处放风,你要警惕了。”
我陷入沉思。
这个生产队位于古镇中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屯。社员来自镇上各种人员,没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与固定的宗族关系。自合作社以来的二十多年,各种矛盾不断变化,年年都要换队长。正是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知青才成了生产队的中坚力量。
在王根生当了一年队长后,部分人沿袭年年换队长的习惯,不再想让知青当队长,选举前就鼓动:“知青啥都不懂,还是当地户当队长好。”
我被选上队长后,让这些人感到有点失落,“哑炮”、“过年安排拖延”、“四号病有人乐”等等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眼看我们一步步度过难关,有些人憋得忍不住了,他们不敢当面反对,却在背后放风:知青当队长就是偏心知青。
这些现象当然值得注意,在日常用工派活时,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老乡与知青的矛盾,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
当然,也没必要紧张过度。我始终认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部分人一种狭隘心理的反映。对此,我可以采取慎重对待、只干不说、促进团结的方式,将矛盾平息在萌芽状态。不过现在既然老乡有“知青队长偏心知青”的说法,就必须公开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把复杂的问题透明化、简单化。
春耕动员,我在社员大会上安排好各路人马后,针对有人讲我“偏心知青”作了阐明:
“凡是当队长的都有‘偏心’,不‘偏心’就不能当队长。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偏心’是什么?在我的眼里,没有帮和派,只有公与私,谁维护集体利益,我就‘偏心’谁。也没有亲和疏,只有新与旧,谁能创新取得成果,我就‘偏心’谁。
当然,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欢迎各位当面指出,衡量我是不是‘偏心’的标准,是拿事情说话,就说这个事该不该‘偏心’?我认事不认人,至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是老乡还是知青,都不是我‘偏心’的理由。”
我见大家一时发楞,问大家:“天天出工不搞帮派的、爱护财产不贪小利的、科研创新不耍尖使滑的,队长不‘偏心’他们,那不成了傻瓜队长了?”
有人发出了笑声。
我接着很严肃地说:“在我当队长之前的遗留矛盾,本人概不负责。像以前什么抓‘修特’、一打三反等等,历史上都已经有了结论,不要拿这些历史来跟我讲现在的事。还有什么新人、老人,南头、北头……之类的,我不认这些,我只认贫协、团支部、妇联、民兵排、知青点,各管一摊,各司其职。做事要有监督,办事要讲公道,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社员鼓起了掌。
我去县城取最新的良种,完事后到江边逛逛,正好碰到几个分在农村教书的师范同学,他们来县城开会。寒喧一番后,他们互相述说现在每天下班后的冷清,对当年学校生活的怀念。
是呀,在这江水欢畅奔腾时,我和许多同学还一块儿激流拍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四下分散,各奔自己的前途和生活了。真是“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面对冰封数尺的江面,他们的话题不免有点凄凉。有同学问我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我说:“自从回到生产队后,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无暇回忆以前的师范生活,毕竟我还生活在知青集体中,倒也过得热热闹闹。”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