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水库大部队回队的当天晚上，听说牛大爷母亲生病了，我和蔡景行一起去探望。
一进屋，见牛大爷的母亲在炕上躺着，并无大碍，见我们还打了个招呼。
牛大爷坐在炕尾，抱着家中那条大黄狗。
我很少见老乡在家中抱着狗的，问他：“这狗怎么了？”
牛大爷说：“它倒是没什么，但有人说我妈病了是这条大黄狗每天晚上叫的原因，要我赶紧把这狗杀了，否则会要人命的，我才不信这套呢！”
他摸着大黄狗的头，向我一一摆乎这狗的优点：它不馋，从不吃小鸭小鸡，连队上杀猪时搁在一边的猪肉也从来不碰。还机灵，能逮黄鼠狼，去年冬天，和老贾头家的狗一起，把一只黄鼠狼撕成了两半。
说着说着，他眯起眼笑了，一脸的怜爱。
他母亲也笑了：“人老了病多，这关狗什么事呀！”她换了一个话题，对我说：“你当队长呀，要哄着点社员，甭让别人说你有偏心。”
我问：“说我偏心谁？”
牛大爷抢过话头：“那还用问，说你偏心知青呗。”
我笑了对他说：“我看你还偏心知青呢。”
牛大爷：“知青大老远从上海来咱这穷地方，爹妈又不在身边，多可怜，咱尽点力帮着点也应该呀。”
刚下乡时，我们才十六七岁，被老乡关心了四五年。现在我们已经20出头，当了队长、队委，当了这个生产队一大半的家，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尽管在牛大爷的眼里，我们还是当年刚下乡时应该呵护的孩子，其实，真的应该是我们来关心老乡的时候了。
出门，蔡景行对我说：“连不出门的老太太都听到说你偏心知青的话了，这可是有人故意四处放风，你要警惕了。”
我陷入沉思。
这个生产队位于古镇中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屯。社员来自镇上各种人员，没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与固定的宗族关系。自合作社以来的二十多年，各种矛盾不断变化，年年都要换队长。正是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知青才成了生产队的中坚力量。
在王根生当了一年队长后，部分人沿袭年年换队长的习惯，不再想让知青当队长，选举前就鼓动：“知青啥都不懂，还是当地户当队长好。”
我被选上队长后，让这些人感到有点失落，“哑炮”、“过年安排拖延”、“四号病有人乐”等等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眼看我们一步步度过难关，有些人憋得忍不住了，他们不敢当面反对，却在背后放风：知青当队长就是偏心知青。
这些现象当然值得注意，在日常用工派活时，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老乡与知青的矛盾，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
当然，也没必要紧张过度。我始终认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部分人一种狭隘心理的反映。对此，我可以采取慎重对待、只干不说、促进团结的方式，将矛盾平息在萌芽状态。不过现在既然老乡有“知青队长偏心知青”的说法，就必须公开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把复杂的问题透明化、简单化。
春耕动员，我在社员大会上安排好各路人马后，针对有人讲我“偏心知青”作了阐明：
“凡是当队长的都有‘偏心’，不‘偏心’就不能当队长。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偏心’是什么？在我的眼里，没有帮和派，只有公与私，谁维护集体利益，我就‘偏心’谁。也没有亲和疏，只有新与旧，谁能创新取得成果，我就‘偏心’谁。
当然，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欢迎各位当面指出，衡量我是不是‘偏心’的标准，是拿事情说话，就说这个事该不该‘偏心’？我认事不认人，至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是老乡还是知青，都不是我‘偏心’的理由。”
我见大家一时发楞，问大家：“天天出工不搞帮派的、爱护财产不贪小利的、科研创新不耍尖使滑的，队长不‘偏心’他们，那不成了傻瓜队长了？”
有人发出了笑声。
我接着很严肃地说：“在我当队长之前的遗留矛盾，本人概不负责。像以前什么抓‘修特’、一打三反等等，历史上都已经有了结论，不要拿这些历史来跟我讲现在的事。还有什么新人、老人，南头、北头……之类的，我不认这些，我只认贫协、团支部、妇联、民兵排、知青点，各管一摊，各司其职。做事要有监督，办事要讲公道，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社员鼓起了掌。
我去县城取最新的良种，完事后到江边逛逛，正好碰到几个分在农村教书的师范同学，他们来县城开会。寒喧一番后，他们互相述说现在每天下班后的冷清，对当年学校生活的怀念。
是呀，在这江水欢畅奔腾时，我和许多同学还一块儿激流拍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四下分散，各奔自己的前途和生活了。真是“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面对冰封数尺的江面，他们的话题不免有点凄凉。有同学问我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我说：“自从回到生产队后，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无暇回忆以前的师范生活，毕竟我还生活在知青集体中，倒也过得热热闹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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