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开了三天的知青座谈会,又去参观了好几个兵团和知青农场。
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兵团和农场有那么多年轻人,但他们100多人甚至200来人睡在一个大宿舍的生活环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知青的生活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知青点,已经盖了三栋房,最早盖的女知青一栋房是四套房间,每套住4个人;后来盖的两栋男知青房,每栋两套间,每套现在住4个人,将来如果需要,一套就是一户人家。
我认为这些房已经够最后能留下来在农村成家的知青用了,新的计划是再盖一栋200平方米的大食堂,全部砖瓦结构,水泥外墙,拱型屋顶,靠江边那面墙的窗户要设计成整块大玻璃,能把黑龙江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一览无余。
这个食堂平时还可兼作生产队社员会议活动室。
所以,尽管兵团农场算国家职工,插队的是挣工分的农民,但我觉得还是插队比较自在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离队十天,终于可以往回返了,我归心似箭。
回队第二天我就下地干活去,发觉自己真像个农民,一干活就觉得全身舒服,心里踏实。
我平时最不喜欢干的活是洗衣服补鞋袜,真叫人挠头。
一般我是这样安排的: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一个麻袋里,等到箱子里实在没有衣服好换了,我就请一天假,洗一大堆。当然,有时因工作太忙,换到最后一件还是没法请假,就从脏衣服里挑一件稍微干净点的支撑一下。
那天,我在江边洗了好大一堆衣服,够我支撑个把月的,然后又把被子拆洗了。晚上,我趴在炕上缝被子,让县里来的知青慰问团老何看见,跑到女知青宿舍大喊大叫:“谁去帮他缝被子?”
自从上海插队干部调回去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现在的两位,是上海外事办的老沈和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何。
老何这么一叫,来了五六位女知青。老何跟在她们后面一个劲儿地嘀咕:“他这么辛苦,又要忙队里的事,又要管知青点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帮他洗个衣服缝个被子?”
大家听了笑,我也笑。
其实,这些活我都会干。不要说洗被缝被,还在我15岁父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年,我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补衣服。我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这么点小事,我自己会弄。”
王晓雁抢过我手中的针说:“来都来了,就让我们来缝吧。”
下乡五年,让女知青帮我缝被子,这还是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有点尴尬。
昊宇见我闲着没事,把我叫出屋外,说:“前些日子见你忙,有一件事没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昊宇说:“老吴这个副队长当得不咋地,上次分猪时社员为什么冲进猪圈自己抓?那是因为老吴知道当天要分猪崽,一大早别人都没起床呢,他就自己先去猪圈抓好了。”
我惊谔:“不会吧?那年两个队长婆打架就是因为他抓猪崽引起的,还不接受教训?再说我跟他商量抓阄,他也同意的。”
昊宇说:“你去和他商量时,他已经把猪崽子抓好了。那天他眼看着社员到猪圈抢猪崽,为什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心虚呀。”
昊宇那天配合老吴一起抓阄,轮到老吴时,老吴说报个账就行。昊宇追问为什么?这才知道老吴自己已经把猪崽抓回家了。
我听后只剩下摇头。这老吴,乍就对猪崽这么感兴趣呢?同样的错误竟犯了两遍。
我对昊宇说:“看来我要找老吴谈谈心了。”
昊宇说:“你找他怎么谈?这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还是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说:“那是理论问题,我要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事情本身。”
我找老吴聊了,他光听不吱声。
第二天晚上在知青食堂吃饭时,妇女队长张春芳提醒我:“老吴和刘承新都对你有些意见。”
我问:“什么意见?”
张春芳告诉我:“说你主观骄傲。还有,说你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迟早有一天要被上面抽走。”
我知道,我得罪他们了。
老吴是因为这次抓猪崽的事,我批评了他;刘承新是那次牛车工分被我放到社员大会上讨论,结果降了他们每工5分。
有意见不怕,就怕不沟通。
找了个下班的时间,我先去老吴家坐了坐,唠了些队上的事,问他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没啥;然后我又去刘承新的家,闲聊了几句,征求了他最近有些什么想法?他也说没啥。
老吴没有提抓猪的事,刘承新没有提牛车工分的事,我也没直接问他们对我有没有意见。我只是想表达一点:我对事不对人,他们对我如果有意见,无论何时都可以当面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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