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的夜里，悉悉索索地，雪花落在了屋顶上、柴禾堆上、湿嗒嗒的土地上。
除了落雪的层层相叠之声，四下里万籁俱静。刚刚查看完队部马厩，我独自一人回知青点，雪花欢快地跟随我漫漫起舞。
气温不冷，雪花落在我脸上即化成水。我想喊它几声，可又怕惊破这纷飞漫舞的晶莹世界。
黑龙江的冰天雪地，就要随着这几场湿润的飞雪到来了。黑色的土地、枯黄的野草，还有那些所有肮脏的印迹，都将罩上洁白的外衣，这世界将变得一干二净！
只留下几株光秃秃的枯枝，会在狂风中为真正的冬雪到来而吹出凄厉的唿哨！
一大早，趁大雪还没覆盖大地，杜义田说带我去捉“沙斑鸡”。
沙斑鸡，学名山鹑、斑翅，沙褐色，有栗色细斑。雌鸟下颈和前胸彼此相连成蓝色一圈；雄鸟下胸棕黄色，腹下棕白色，腹部中央具有明显的黑色马蹄状块斑。其体重半斤左右，老乡也叫它“沙半斤”。
春夏时，在北树林里可以看见沙斑鸡，它们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常常飞到树林边缘的农田里啄食种子和嫩芽。沙斑鸡是留鸟，冬季不南飞，落雪后，最喜欢在大豆地里觅食，此时正是大量捕捉的黄金季节。
杜义田带了一张渔网，在北树林江边一块沙土地的地头，找了两棵树张开渔网，对我说：“沙斑鸡可能是世界上最傻的鸟。你看着，过一会它们都会到网里来。”
然后，杜义田带我绕道走到地的另一头，我们俩人一起张开手臂，慢慢地行走在垄沟里。果真有几只沙斑鸡，在清冷的早晨像是冻僵了一样，懒懒地不动。见到我们，它们也不逃窜，而是站立细听，然后继续啄食垄沟里收割时遗落的大豆粒。我笑着对杜义田说：“真的是傻，死到临头还这么贪吃，不如改名叫‘傻半斤’得了！”
直到我们逼近十多米时，二十多只沙斑鸡才抬起头张开尾羽，有的快速奔跑，有的低空飞行。到了不远处，又停下来傻乎乎地回头看我们。
就这样，我们把它们一步步逼进了前方张开的渔网里。
其实，那张挂在树上的渔网，才一米多高，只要它们扇一下翅膀，就能飞过去逃命，可它们偏就朝网里走。
这一网，就网住了十多只沙斑鸡。
我问杜义田：“春夏时见它们好灵活，很难抓的，一入冬怎么就都变傻了？”
杜义田也奇怪：“可能天冷了，把它们的脑子都冻住了？”
俩人大笑，笑沙斑鸡的傻，也笑这猎物得来之容易，不过就是早上起来散了一个步而已。
当天，杜义田把沙斑鸡杀了，拿四只炖了一碗汤，其余的冻在偏房里。
我尝了尝说：“味道鲜美，只是肉比鸡粗糙，没那么好吃。”
杜义田说：“过年时，我用它炖蘑菇，你再来尝尝，好吃着呢！”
还要等到过年？我没有吱声，已经三年没回上海了，我跟王晓雁已经商定，只等打完水稻，我们就回上海，这是我俩谈恋爱后第一次结伴回沪探亲。
水稻脱粒只剩下最后十垧地了，这是顾本产看管的十垧地。
去年，他的十垧地收了一半水稻一半稗籽。社员骂他，也骂我，有人甚至埋怨我：用一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当水稻技术员，是“依靠什么人的阶级路线”。
当时我顶住压力，让顾本产再干一年试试，他知道后双手拍着炕桌号啕大哭，只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也为信任他的人打一个翻身仗。
今年，从春天叠稻埂开始，他一条埂一条埂地检验，发觉谁叠的质量不行，就帮助一起返工；放水浸地时，他硬是跟在社员后面，把全部埂子又再抹了一遍；撒籽后，他干脆不回家了，在地头搭了窝棚睡在那里，让家人隔三四天送一些干粮。原来，他白天不敢跟其他水稻技术员争水，就在夜里放水，等其他水稻技术员上班前，他又恢复原样。夏季锄草时，他不光芟除了稻埂上的草，还顶着烈日整天在地里拔草。
秋天，他的十垧地一片金黄，没有任何杂色，连别的生产队社员路过看到了，也都啧啧交口称赞。
爱辉有一片好稻田的名声传到了县里，县农技站专门组织人来参观。今年因霜降灾害，全县水稻亩产都在300斤以下，可县农技站对他这片水稻地的估产在每亩400斤以上。
马绳脱谷机的出粮口哗哗地淌着，装袋的社员高兴地一个劲地叫：“快快，来不及了！”
顾本产站在一边，眼睛盯着我，脸上笑呵呵地。
可是他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我的表扬。
我什么也不说，我想起了有人曾上纲到政治上，指责我在“执行什么阶级路线，依靠什么人”。对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我没有私心，也用不着避嫌，只是在社员已经公正的评价声中，我不愿意再渲染成功，去刺激曾经反对过我的人。
我觉得如果说生产队也有“政治”的话，那与国家的政治是有所不同的，生产队的“政治”，不是用一股势力去压倒另一股势力，而是要创造出一种人人向上的宽松环境，最起码，要给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空间。
老吴副队长见我不言语，说道：“要是大伙都像老顾这么干活，就好喽！”
旁边一帮年轻人起哄：“年底评他个五好社员！”
几个老农笑道：“那还不如评他一等劳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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