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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夫子

物种古老,成熟晚,生活在黑龙江水底的鲟鱼.

 
 
 

日志

 
 

以人民眼光评判(新闻职场告白31)  

2016-07-19 14:24:40|  分类: 职场告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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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年底,上海《新闻报》扩为日报已万事俱备,总编俞远明同我见面后,同意调我进《新闻报》社,让我去找管人事的党总支书记陶象卿谈具体工作。

事后我知道,这是一次让陶书记不很满意的谈话,我给他留下了“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印象。那天谈话其实很简单,他告诉我:安排我担任报社资料室主任。应该说,这是报社考虑到我原来曾任《上海商报》编委,并先后担任过编辑部主任和采访部主任,于是相应的为我安排了一个主任的位置。但面对这番好意我却表示:“我才41岁,还能在新闻一线干,不想去资料室。”陶书记有点为难:“采编一线的部主任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怎么办?”我回答:“不用安排位置,只要能在新闻一线,当编辑或记者都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古人云:“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站在报社的角度来看,我选择当编辑或记者,是个人的喜好,如果都这样,给你个部主任也不干,那报社还怎么用人呢?但我之所以选择放弃资料室部主任的位置,而选择去当编辑记者,是因为觉得自己既然干新闻工作,就应该在新闻一线的岗位上。做新闻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在乎是否被用,而可以相对独立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社会传播信息,达到最大限度的自用。所以,为了曾经是部主任而给你一个脱离新闻一线的部主任位置,这背离了我最初的选择,我是不愿意的。

几天后,《新闻报》通知我去深度报道部当编辑,具体工作是编辑《经济大家谈》的栏目。这是个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版面的小栏目,而且不是天天出,任务相当轻松。深度报道部主任是沈沪飞,曾在安徽插队,都是知青,相互沟通还很融洽,她请我一起参与深度报道的采访策划。

记得有一次上海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大兴钮扣商店被逐出四川北路商业街”的新闻,所有新闻都提到虹口区商委“谁砸四川北路的牌子,就砸谁家的牌子”的决心,一致赞扬虹口区商委是动真格了,大兴钮扣咎由自取。这是当天的重要新闻,可是《新闻报》当天漏了此稿。部门请来跑商业条线的记者一起讨论如何补救。在策划会上我提出不同看法:虹口区商委采用搞选票的方式,结果因大兴钮扣商店的票数少,就要这家商店从四川北路搬出去,这符合正常程序吗?

报社派记者孙财元调查,发觉虹口区商委在四川北路修路后想要调整商业网点,大兴钮扣商店本来就在调整范围之内,而选票发放是按照所售商品价格100元一张,人们可以想想,卖钮扣的,能拿到多少选票呢?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把经营额小的商店挤出四川北路而已。大兴钮扣商店卖的是小商品,并没有违反市场经营的法规,自经营以来,也无任何消费者投诉。区商委给大兴钮扣商店套上“砸四川北路牌子”坏名声,以显示管理部门动真格决心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存在异议的。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大兴钮扣商店员工谈到媒体一致指责其“咎由自取,逐出四川北路”的舆论时,委屈得都哭了。这篇由《新闻报》记者孙财元写的文章发表后,上海各家新闻单位鸦雀无声。有参与前期报道的报纸同行私底下对我说:上虹口区商委的当了。

平时,我除了编好《经济大家谈》栏目外,也经常参与深度报道部的焦点报道,到一线去采访。比如,去长江口采访捕鳗的“水上盲流”、跟80次沪昆线采访铁路南线的民工潮……跳槽后的职业生涯就这样从零开始,平静地起步了。

其实,说是从零开始,过去的经历和积累,是不会消失为零的。因为带过一些实习生,在他们向学校的推荐下,1995年年初,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华东纺织大学分别邀请我去给学生讲课。

在复旦大学讲的内容还好办,我可以用自己当编辑多年的新闻实践,与大学生来“探索新的采编操作程序”这样的专业主题,让我为难的是去华东纺织大学讲座,同非新闻专业的同学讲些什么好呢?显然,他们对新闻专业并不会有兴趣。我想,就讲一些共性的问题吧,即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周围的世界、去评价身边的现实生活?当然,我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讲的,主题是“用人民的眼光来评判”。

我用大兴钮扣商店被赶出四川北路前后完全不同报道的例子,指出现实生活常常是扑朔迷离的,同样的现象,往往会引起人们不同的看法,褒和贬、赞扬与抨击几乎同时存在。比如“事业心”,有人说是雄心大志,有人说是勃勃野心;“敢说敢当”,有人说是直率,有人说是草包;“胆怯”,可以说成是谨慎;“谦虚”,可以说成是虚伪;“改革”,常常被人看作是急躁;“保守”,往往被当作是稳重……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家书店,买到反义词词典,但却看不到一本褒贬义的词典,但生活中对同样的事褒贬不一的现象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记者在面对大量的这种社会现象时,要以最快的时间作出判断和评价,这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更容易让记者的判断发生错误。

我用《就业市场路在何方》的独家专题报道,指出记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眼光而人云亦云是成不了一名好记者的,但记者自己的眼光又从哪里来呢?个人的智慧、灵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抛弃个人的好恶,跳出个人的圈子,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做到对社会现象客观、公正的记录和评价。

我以《大桥交响曲》拍摄工人撤离工地时向死去的工友告别为例,指出新闻报道的思路不能仅仅从电影资料、图书馆藏书中产生,要到人民中去薰陶自己,要去逛大街,要去与群众接触,人民会帮助我们接近真理,会丰富我们的想像。我从来不否认理论的学习,掌握政策、方针是写好报道的重要基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政策方针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在人民愿望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记者如果缺乏同人民接触,不会用人民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来理解党的政策方针,又怎么会写出有血有肉的新闻呢?

最后,我调侃地说,几乎每一个人,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总会听到家长这样的告诫:不要到外面去,当心学坏。而我却没有如此幸运,16岁就来到社会的最底层,在插队生涯中,我确实看到在学校之外的社会相当复杂,但他的主流——人民,或者说,是我从人民这个最广泛的群体中,看到了他的主流品质、主流需求和主流呼声,正是社会的这个主流薰陶了我,并影响到我今天的采访角度和思路。结论是:记者在扑朔迷离的现实社会里要想保持清晰的思路,那就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近人民群众吧。

尽管我那天的讲课已经从非新闻专业上尽可能的涉及到了共性,但是,在最后让学生自由提问时,有学生还是问了一个完全的题外话。她问我如何看待台湾作家三毛的自杀?我告诉她:我是一个有插队知青经历的人,我看到过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哪怕是生活在再困难的环境里,也总是满怀希望的去耕耘播种,我只能从农民的角度回答你:活着,比什么都好。她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说自杀是人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人对自己生命选择的自由。我没有同她争辩,但说实在的,你有你的自由,我有对你的自由持不同看法的自由。我之所以说活着比什么都好,是因为怕有些自以为满脑子自由,实际上并不懂自由的年轻人,一旦遇上不顺心的事,就会去选择永远结束生命的极端做法。

除了脆弱的个体生命会永远结束,这世界所有事物在结束的背后,都酝酿着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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