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年底，上海《新闻报》扩为日报已万事俱备，总编俞远明同我见面后，同意调我进《新闻报》社，让我去找管人事的党总支书记陶象卿谈具体工作。
事后我知道，这是一次让陶书记不很满意的谈话，我给他留下了“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印象。那天谈话其实很简单，他告诉我：安排我担任报社资料室主任。应该说，这是报社考虑到我原来曾任《上海商报》编委，并先后担任过编辑部主任和采访部主任，于是相应的为我安排了一个主任的位置。但面对这番好意我却表示：“我才41岁，还能在新闻一线干，不想去资料室。”陶书记有点为难：“采编一线的部主任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怎么办？”我回答：“不用安排位置，只要能在新闻一线，当编辑或记者都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古人云：“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站在报社的角度来看，我选择当编辑或记者，是个人的喜好，如果都这样，给你个部主任也不干，那报社还怎么用人呢？但我之所以选择放弃资料室部主任的位置，而选择去当编辑记者，是因为觉得自己既然干新闻工作，就应该在新闻一线的岗位上。做新闻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在乎是否被用，而可以相对独立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社会传播信息，达到最大限度的自用。所以，为了曾经是部主任而给你一个脱离新闻一线的部主任位置，这背离了我最初的选择，我是不愿意的。
几天后，《新闻报》通知我去深度报道部当编辑，具体工作是编辑《经济大家谈》的栏目。这是个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版面的小栏目，而且不是天天出，任务相当轻松。深度报道部主任是沈沪飞，曾在安徽插队，都是知青，相互沟通还很融洽，她请我一起参与深度报道的采访策划。
记得有一次上海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大兴钮扣商店被逐出四川北路商业街”的新闻，所有新闻都提到虹口区商委“谁砸四川北路的牌子，就砸谁家的牌子”的决心，一致赞扬虹口区商委是动真格了，大兴钮扣咎由自取。这是当天的重要新闻，可是《新闻报》当天漏了此稿。部门请来跑商业条线的记者一起讨论如何补救。在策划会上我提出不同看法：虹口区商委采用搞选票的方式，结果因大兴钮扣商店的票数少，就要这家商店从四川北路搬出去，这符合正常程序吗？
报社派记者孙财元调查，发觉虹口区商委在四川北路修路后想要调整商业网点，大兴钮扣商店本来就在调整范围之内，而选票发放是按照所售商品价格100元一张，人们可以想想，卖钮扣的，能拿到多少选票呢？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把经营额小的商店挤出四川北路而已。大兴钮扣商店卖的是小商品，并没有违反市场经营的法规，自经营以来，也无任何消费者投诉。区商委给大兴钮扣商店套上“砸四川北路牌子”坏名声，以显示管理部门动真格决心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存在异议的。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大兴钮扣商店员工谈到媒体一致指责其“咎由自取，逐出四川北路”的舆论时，委屈得都哭了。这篇由《新闻报》记者孙财元写的文章发表后，上海各家新闻单位鸦雀无声。有参与前期报道的报纸同行私底下对我说：上虹口区商委的当了。
平时，我除了编好《经济大家谈》栏目外，也经常参与深度报道部的焦点报道，到一线去采访。比如，去长江口采访捕鳗的“水上盲流”、跟80次沪昆线采访铁路南线的民工潮……跳槽后的职业生涯就这样从零开始，平静地起步了。
其实，说是从零开始，过去的经历和积累，是不会消失为零的。因为带过一些实习生，在他们向学校的推荐下，1995年年初，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华东纺织大学分别邀请我去给学生讲课。
在复旦大学讲的内容还好办，我可以用自己当编辑多年的新闻实践，与大学生来“探索新的采编操作程序”这样的专业主题，让我为难的是去华东纺织大学讲座，同非新闻专业的同学讲些什么好呢？显然，他们对新闻专业并不会有兴趣。我想，就讲一些共性的问题吧，即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周围的世界、去评价身边的现实生活？当然，我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讲的，主题是“用人民的眼光来评判”。
我用大兴钮扣商店被赶出四川北路前后完全不同报道的例子，指出现实生活常常是扑朔迷离的，同样的现象，往往会引起人们不同的看法，褒和贬、赞扬与抨击几乎同时存在。比如“事业心”，有人说是雄心大志，有人说是勃勃野心；“敢说敢当”，有人说是直率，有人说是草包；“胆怯”，可以说成是谨慎；“谦虚”，可以说成是虚伪；“改革”，常常被人看作是急躁；“保守”，往往被当作是稳重……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家书店，买到反义词词典，但却看不到一本褒贬义的词典，但生活中对同样的事褒贬不一的现象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记者在面对大量的这种社会现象时，要以最快的时间作出判断和评价，这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更容易让记者的判断发生错误。
我用《就业市场路在何方》的独家专题报道，指出记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眼光而人云亦云是成不了一名好记者的，但记者自己的眼光又从哪里来呢？个人的智慧、灵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抛弃个人的好恶，跳出个人的圈子，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做到对社会现象客观、公正的记录和评价。
我以《大桥交响曲》拍摄工人撤离工地时向死去的工友告别为例，指出新闻报道的思路不能仅仅从电影资料、图书馆藏书中产生，要到人民中去薰陶自己，要去逛大街，要去与群众接触，人民会帮助我们接近真理，会丰富我们的想像。我从来不否认理论的学习，掌握政策、方针是写好报道的重要基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政策方针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在人民愿望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记者如果缺乏同人民接触，不会用人民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来理解党的政策方针，又怎么会写出有血有肉的新闻呢？
最后，我调侃地说，几乎每一个人，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总会听到家长这样的告诫：不要到外面去，当心学坏。而我却没有如此幸运，16岁就来到社会的最底层，在插队生涯中，我确实看到在学校之外的社会相当复杂，但他的主流——人民，或者说，是我从人民这个最广泛的群体中，看到了他的主流品质、主流需求和主流呼声，正是社会的这个主流薰陶了我，并影响到我今天的采访角度和思路。结论是：记者在扑朔迷离的现实社会里要想保持清晰的思路，那就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近人民群众吧。
尽管我那天的讲课已经从非新闻专业上尽可能的涉及到了共性，但是，在最后让学生自由提问时，有学生还是问了一个完全的题外话。她问我如何看待台湾作家三毛的自杀？我告诉她：我是一个有插队知青经历的人，我看到过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哪怕是生活在再困难的环境里，也总是满怀希望的去耕耘播种，我只能从农民的角度回答你：活着，比什么都好。她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说自杀是人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人对自己生命选择的自由。我没有同她争辩，但说实在的，你有你的自由，我有对你的自由持不同看法的自由。我之所以说活着比什么都好，是因为怕有些自以为满脑子自由，实际上并不懂自由的年轻人，一旦遇上不顺心的事，就会去选择永远结束生命的极端做法。
除了脆弱的个体生命会永远结束，这世界所有事物在结束的背后，都酝酿着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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